圣陶先生早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儿童的发现”成了现代启蒙精神感召下“人的发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问题也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21年3月至6月，圣陶先生在《晨报副刊》陆续发表的40则“文艺谈”中，深刻地阐述了他的儿童文学观。他认为文艺家的创作应“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顺应儿童的“天性”、“心情”、“本能”、“情思”、“渴望”和“自然的要求”，创作出“含有更进步的思想，更妙美的情绪”的“新鲜的滋养的食料”。圣陶先生还特别指出“真的儿童文学决不该含有神怪和教训的质素”，“奇异神怪”只能使儿童产生“恐惧怯懦的心”，给他们以“潜隐的损害”；“儿童文艺里更须有一种质素，其作用和教训不同，就是感情”。
1921年11月15日，圣陶先生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接着在16日、17日写了《傻子》和《燕子》，在20日又写了《一粒种子》，不到一个星期写了四篇童话。12月25日到30日的六天里，圣陶先生写了《地球》、《芳儿的梦》、《新的表》、《梧桐子》、《大喉咙》等五篇童话。这九篇童话都刊登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儿童世界》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本儿童文学刊物，创刊于1922年1月7日。在前后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圣陶先生为《儿童世界》一共创作了23篇童话，后来结集为《稻草人》，由许敦谷插图，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11月出版，从而彻底改写了我国童话界“言必丹麦”的历史，也为《儿童世界》走进学校课堂、走向千家万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童话集《稻草人》中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开始，圣陶先生的童话就给人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再是对西方童话简单的模仿，逸出了“幻想的故事”、“奇异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动物的故事”等传统的旧模式，不再是写“从前”、“古时候”、“很早很早以前”，也甩开了用“希望”开篇、用“编纂者评曰”煞尾的套路。他笔下的“美”和“爱”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间风情，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如诗如画。潜隐在字里行间的是“孩提的梦”，是天真的微笑。诚如臧克家所赞叹的：这些“真正能吸引住儿童的文艺作品”，也同样“得到成人的欣赏”，“插眼进去，就有点入迷”。
1922年1月初圣陶先生写《旅行家》时，他的童话风格就发生了转换。“所谓‘美丽的童话的人生’在哪里可以找到呢？现代的人世间，哪里可以实现‘美丽的童话的人生’呢？”既然找不到，就不能欺骗孩子们。于是，圣陶先生在随后写的童话中越来越多地镶入了现实的成分，融入了“成人的悲哀”。郑振铎在童话集《〈稻草人〉序》中说：《画眉》、《玫瑰和金鱼》、《花园外》、《瞎子和聋子》、《克宜的经历》等篇，“色彩已显出十分灰暗。及至他写到快乐的人的薄幕的破裂，他的悲哀已造极顶，即他所信的田野的乐园此时也已摧毁。最后，他对于人世间的希望便随了稻草人而俱倒。”
童话集《稻草人》中的《稻草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富有划时代意义的童话，是一曲凄婉“田野的乐园”的挽歌。圣陶先生运用拟人化的手法，着重展示了稻草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的”，与劳动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稻草人的思维方式与儿童认知世界（主要凭借感觉）的特点相契合；稻草人的纯真、稚拙、欣喜、忧愁，无不贴近儿童的情感。极富童趣的描写把孩子们引向了一个充满新奇而神秘的“童话世界”；而当孩子们饶有兴趣地踏进这个温馨甜美的“童话世界”之后，他们看到的却是人间悲剧。童话着重写了稻草人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接连遇见的三桩惨痛的事儿：满田的“肉虫”疯狂地咬嚼稻叶，苦难的农民面临颗粒无收的灾难；渔妇为了第二天的稀粥，不得不撇下生了病的儿子，在河边罾鱼；女子投河寻死，她不愿意如“一条牛，一只猪”似的被丈夫随便卖给人家，但“除了死没有别的出路”。透过夜幕下的一角，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初叶江南农村凄惨的情景。圣陶先生笔下的稻草人犹如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他体察到人间的苦难，却没有办法和力量能够改变环境帮助别人，这也正是旧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感叹。
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汇集了圣陶先生1929年9月至1931年4月间创作的九篇童话，即《古代英雄的石像》、《毛贼》、《皇帝的新衣》、《书的夜话》、《含羞草》、《蚕儿和蚂蚁》、《慈儿》、《熊夫人幼稚园》和《绝了种的人》，由丰子恺插图，并附有丰子恺的《读后感》。这是圣陶先生的第二本童话集，1931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鲁迅先生在1931年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说：当时进步文艺界遭受的是“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s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H.ZurMuhlen德国女作家）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鲁迅先生说的这位“将军”，指的是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他在1931年2月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中说：“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尤有一种荒谬之说，如‘爸爸，你天天帮人造屋，自己没有屋住’，又如‘我的拳头大，臂膀粗’等语，不啻鼓吹共产，引诱暴行，青年性根未能坚定，往往被其蛊惑。此种书籍，若其散布学校，列为课程，是一方面铲除有形之共产，一方面仍制造大多数无形之共产。虽曰铲共，又奚益耶”。（《申报》1931年3月5日）显然，何键哪里是关心儿童读物，而是害怕“鸟言兽语”中隐含革命思想。随后，国民党教育部下令查禁印有“鸟言兽语”的儿童读物。
鲁迅先生对于这种荒谬的言论给以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他又对当时出版界“拼命向后转的复古风”感到痛心，他在《〈表〉译者的话》里说：“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白话译。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译文序跋集》）圣陶先生与鲁迅先生相唱和，撰写了《儿童年与儿童读物》、《儿童读物展览会》等时论，痛斥出版界“拼命向后转的复古风”，并用童话创作的实绩回敬反动派的谬论，抵制那些宣扬“王子”、“公主”、“英雄”、“神仙”、“鬼怪”、“忠臣”、“孝子”、“贤孙”、守“礼”、讲“恕”的“儿童读物”。因此，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在现代文学史上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童话集中的《古代英雄的石像》，是圣陶先生继《稻草人》之后，又一篇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作品。在这篇童话里，圣陶先生借了小石块们的话，对所谓的“英雄”进行了大胆的剖析，说：“……英雄，也许是个很平常的人，甚至是个坏蛋，让写历史的人那么一吹嘘，就变成英雄了；反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还有更荒唐的，本来没有这个人，明明是空的，经人一写，也就成了英雄了。……”圣陶先生在童话中感叹道：“市民最大的本领是纪念空虚、崇敬空虚。”
1920年代的童话集《稻草人》和1930年代的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代表了圣陶先生童话创作的两个高峰。而在这两个高峰之间有一个探索期，时为1923至1925年。在这三年间，圣陶先生陆续写了《阿秋的中秋夜》、《牧羊儿》、《菁儿的故事》、《牛奶》、《甜》、《聪明的野牛》等六篇童话。这六篇童话，是圣陶先生在探索期留下来的足迹。他在为风沙的《给年少者》写的《序》中说：“我很怕看见有些儿童读物把世间描写得十分简单，非常太平。这是一种诳骗，其效果只能叫儿童当发觉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喊一声‘上当’！这本书却不然。它把世间如实描写给儿童看，有许多事是教科书里找不到的。我愿意少年们接受这份有意义的礼物。”这番话其实也是圣陶先生的自叙。他的这六篇童话立意深刻，想象丰富，文字优美，描写生动，这样的探索为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的创作积累了经验。进入1930年代，圣陶先生对儿童读物更关注了。他一方面希望出版家出版儿童读物时“必须郑重”，“宜平心静气，逐一审察；速汰其尤劣者，而暂存其较可者”；另一方面则恳请著作家“从头做起，别制佳品”。正是出于要“彻底改善儿童读物”的愿望，圣陶先生在出版了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之后又写了《月姑娘的亲事》、《将做些什么》、《最有意义的生活》、《“鸟言兽语”》、《火车头的经历》等五篇童话，用优美的文字描绘时代风云，对孩子们进行“爱”和“憎”的教育。
鲁迅高度赞赏圣陶先生童话创作的实绩，他说：“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胡风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说：“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出现的《稻草人》，不但在叶氏个人，对于当时整个新文学运动也应该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当时从私塾的《三字经》和小学的《论说文范》等被解放出来的一部分儿童，能够看到叶氏用生动的想象和细腻的描写来解释自然现象甚至劳动生活的作品，不能不说是幸福。”郑振铎在《〈稻草人〉序》中说：“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一篇不是成功之作。”丰子恺在《〈古代英雄的石像〉读后感》中极力推崇圣陶先生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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