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告文学创作的漫漫长途中，何建明走得非常累。
这种累，有时是体力上的累，每一部作品，都是他辛辛苦苦“走”出来的：他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山西、陕西等地，深入车站、码头、监狱、学校、医院、街道
更因为，他的累又是不能停止的累。4年前，何建明就以梁雨润为主人公发表了《根本利益》，讲述时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梁雨润的事迹；多年来，他跟踪采访主人公梁雨润，对有关梁雨润的事迹深入调查与核实，又洒泪写完《为了弱者的尊严》。作为负责一家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作家》的主编，再腾出时间写作本身就已经是件很累的事，问题是还必须使作品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注定是更难的事。“尤其是在已经相对越来越熟练的创作实践之后，感觉要写和可以写的或者别人压来的任务太多了……绝不是贪婪，绝不是随意，更绝不是想进入‘工业化’的写作状态，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写，别人追在你后面等着你去写。”何建明也很矛盾，“我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减弱这种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激昂情怀，我太热爱和适合报告文学了，报告文学使我丢失了生命中的许多宝贵东西，又使我拾回了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满足――这种财富和满足就是作品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得到了回应。”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5年，何建明第一次将滴血的矿难揭露于世写就了《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之后，国家随后相继出台了一些资助贫困学子的政策；《中国高考报告》则掀动了中国教育改革浪潮的又一轮呼声。从《永远的红树林》《国家行动》到《落泪是金》再到《为了弱者的尊严》，十年来，何建明创作了十几部作品，近300万字，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众多奖项。
报告文学是承载着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特殊文体。何建明曾说：“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普通读者喜欢看，领导干部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所以，他要求自己写报告文学时首先得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最后才是文学家。
他不停地走着，尽管，没有那些具备越来越完备的现代化手段的新闻记者们的强势条件，也不可能有小说家和诗人们那样悠闲潇洒的生活方式，可是，他知道，报告文学作家是冲锋的战士，是驰骋的骑士，是生命驿站上的赶路人。“我们永远疲劳，我们永远激情，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才可能永远保持其文体的存在价值与创作这一文体的意义。”何建明常常充满激情地说：“我热爱报告文学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
正因为写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即使累，何建明也决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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