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年龄，任大星先生可以做我的祖父了。但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是一位师友。恐怕在很多后辈心目中，他都是这么一个平易的形象。我曾经听一些比我年长
我也很幸运，在还不知这世界为何物的时候，认识了大星先生。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南京的一所中学读高二。一次偶然，参加了上海《少年文艺》杂志举办的获奖小作者夏令营。那几天的日子过得如在云雾中。平生头一回见到敬仰已久的活生生的作家，又第一次踏进了出版社的大门。这一切，对一个怀揣文学梦的小孩来说，有非常不真实的虚幻感。
大星先生是那次夏令营受邀发言的嘉宾之一，我则代表获奖小作者讲了话。大星先生说了什么，我自己说了什么，全都不记得了。唯有他的形象和声音，还记得真切。约摸花甲之年，个子不高，瘦脸，戴一副大框架的近视镜，说话的嗓音有些嘶哑，一口带浓重浙江萧山口音的普通话，声音很高。说是普通话，其实还是浙江话。他似乎很在意自己的发音，若发现咬字不那么“标准”，会再重复一遍。
那时，我正处于混沌之中，对很多事情木知木觉。我得知任大星是任大霖的哥哥，任氏兄弟在文学界鼎鼎大名。不过，遗憾的是，之前，我没有读过大星先生的作品。即便读过，恐怕也是懵懂，小孩子往往不记作者名字。就这么远远观望这位大作家，没有面对面的交流。真正有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我上了大一那年。
上海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委员会每年举办笔会，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时代杂志社和少年报社轮流牵头主办。这一年，轮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下属的《少年文艺》做东，笔会地点，浙江天目山。大概出于对一个小作者的提携，他们邀请了我这个刚上大学的“萝卜头”。身处一群长一辈的大作家大编辑当中，没有年龄相仿的人做伴，我的紧张局促可想而知。和人说话就要红脸，也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一行三四十人，里面就有大星先生。记得是在天目山腰的一条泥路上，大星先生手里拖着一只拉杆箱，走得有些吃力。路不平，箱子七扭八歪，不太听使唤。走在后面的我，便小步赶上前帮了他一把。于是，自然而然有了交谈。他大概问了我一些家常问题，诸如在哪里上学，什么专业，几年级，父母在哪里工作之类。叫我愉快的是，我每回答一个问题，他都喜欢很真诚地“噢”一声，音调上扬，带点孩子气的吃惊的天真，还附带一句“真的呀”，让你觉得自己似乎很稀罕，很受重视。于是，更加乐于回答他的问题。
那次笔会，长了不少见识，也领略了大星先生跳华尔兹的风采。舞会上，他是每曲必跳，无论是三步、四步、吉特巴、伦巴，样样都很拿手（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年逾八旬的大星先生仍旧不减舞场风采，跳快三，潇洒如初）。他也爱唱日文歌，一首《北国之春》唱得字正腔圆。至于他的标志性动作，更令我印象深刻。他吸烟，但似乎烟瘾不大。从一个用过的旧铁烟盒里取出一根，不紧不慢地拗成两截，套上自制的纸烟嘴儿，用右手食指和拇指轻轻拈住，幽幽地吸上一口。看上去，他似乎并不十分沉醉于烟所给与的刺激，甚至没有吞云吐雾的酣畅。对他来说，烟或许只是一个载体，可以让他的思想稍稍地歇一歇，或者让脚步略微地停顿一下。仅此而已。
我对大星先生作品和为人的认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们有时在出版社或杂志社举办的一些活动上遇见。大星先生多半会主动和不善交际的我说话。记得有一回，他提到一位与我同辈的作者的短篇小说，说到她的一些心理描写，大星先生由衷道：这样的文字我写不出！又鼓励我，将来前途未可限量之类。在旁人可能是一些套话，但由大星先生的口说出来，似乎特别实诚认真，他用强调的语气，在有些字眼上用了重音，不由你不把他的话当真。他也送我他的书，除了儿童文学作品《我的童年女友》《刚满十四岁》《吕小钢和他的妹妹》《湘湖龙王庙》等，还有一些成人小说作品《芳心》《依依梦，梦依依》。那时，我涂写的一些东西，全都是无意识的幼稚之作。尚未入门的我，能得到大星先生的赠书，十分受宠若惊。我在朝北的狭小幽暗的寝室里兴奋地翻读他的书，偶尔，给他写信，汇报一下大学生活和读书心得。悠长的日子一路过来。但说起来，对大星先生作品的认识，是直到今天才逐渐清晰和清醒起来的。
说到大星先生的作品，不得不说一下他少年时期生长的环境。
1925年，大星先生出生于浙江萧山农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排行老三，还有两个比他年长得多的哥哥和一个弟弟（即任大霖）。他的父亲是清朝末期的秀才，乃一名教书先生。母亲虽不识字，头脑里却有说不完的故事，还能吟唱许多浅显易懂的古代诗词。据大星先生回忆，由于父亲长年在省城杭州当职员和教书，家庭生活一直维持着某种气派和水准――一家老小共用一个窗明几净的书房，内有大量父亲读过的线装古籍，也有两个哥哥爱看的文艺书刊。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山村在人情风物方面足以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媲美，父亲的教诲更是激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慢慢懂得如何写“自己心里的东西”。“我的创作生命也是父母给我的――是他们孕育了我的创作性格”。然而，16岁那年，兵荒马乱，家庭变故，大星提早结束孩童生活，带着满身稚气在一个破龙王庙里当起了小教书先生。每天傍晚，学生放学回家，他孤零零一人留在庙里与龙王泥塑像做伴。于是，便开始以写小说打发凄凉时光，“力图从自己创造的艺术境界中去寻求生活的美和人生的美，用来满足我情感上的需求”。这大概就是他最初的小说创作观，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创作基调。而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生长的水乡环境，深深浸染了他的血脉。童年、故乡，那些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浙东地域风情，可以从中依稀窥见与鲁迅一脉相承的气息，曾有论者认为“任氏兄弟的作品堪称鲁迅的传人，《故乡》的族类”，此话不无道理。而评论家刘绪源先生的评价，我以为更加贴切，他称大星先生的作品，有着一种“高雅的乡土气”，乡土气之所以能够“高雅”，多半是因为内中饱含了情趣与美的芬芳吧。
相比一批以当下生活为题材的儿童小说，我无疑更钟情于他那些取材于自己童年生活的作品。
无论是《双筒猎枪》《我的第一个先生》《三个铜板豆腐》，还是《外婆的死》《摔碎了的奖品》《我的童年女友》《大钉靴奇闻》，几乎每一篇都保持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精致、短小，童趣盎然，且带有浪漫主义的悲剧色彩，着墨不重，却有力透纸背的力量。小说反映的时代，苦难深重，战争频仍。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小说人物的命运往往凄惨，但通过一双孩子的眼睛望出去，依然能看到美好的自然风物、乡土和骨肉之情、儿童的纯朴友情。那些人物简洁明了，三两笔轻轻勾勒，不赘一词，如中国画里的白描，但笔力厚重，与人深刻印象。好些小说，读后五味杂陈，不禁想起明朝张岱语：“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大星先生曾怀疑，凭着自己的文学欣赏趣味和童年题材进行创作，能否在当代觅到知音？这个问题早已得到答案。我深深认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并受其影响。“儿童文学首先是艺术品。儿童文学的功能，正像所有的艺术功能一样，首先是向欣赏的对象提供必不可少的艺术欣赏价值，然后，在此基础上给欣赏对象以潜移默化的精神影响，使他们在艺术美中感受到生活之美，识别生活中的美丑，陶冶他们爱美的情操。我创作中的社会责任感，首先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此意义上有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任大星《我的成长道路和我的艺术追求》）他以“真、情、奇、趣”四字贯彻自己的创作观，是为了使作品实现用艺术美表现生活的创作目标。虽然现今“审丑”横行，但在儿童文学这条道上，“审美”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游离于“说教”之外，也与“小儿科”扯不上边。
在他另一批以当下孩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里，同样可以清楚看到他这一创作理念的实施。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得到了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一等奖，深得茅盾等人的赞许。小说写哥哥对妹妹的帮助，并在帮助中共同成长的故事。这个主题看似“正面”，却毫无说教味，兄妹之情纯真透明，童稚谐趣，十分可爱。
“文革”之后十年，是大星先生写作旺盛期，中篇《湘湖龙王庙》《女友阿蛇》，短篇《三个铜板豆腐》《鱼》《告诉我秘密在哪里》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每写一个新作，他都在寻找某种突破，希望把自己的艺术追求向前推进一步。从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位置上退休后的20年，他始终没有停止过笔耕，并有日益旺盛之势。不懂拼音，却顺利地学会了电脑写作，至今仍保持着上午写作三个小时的习惯。80岁那年，大星先生写了一首诙谐的仿十四行诗《八十自咏》在《文汇报》发表：“……手机在握，交际宽广；收发短信，频若反掌。电脑陈室，弃笔从洋；既通妹儿，又写文章。……遇有舞会，整装赴场；三步飞转，犹显倜傥。卡拉OK，撩我技痒，高歌数曲，耄耋全忘。……外出观光，偕妻同往，重觅芳菲，添美夕阳。晨起锻炼，暮开音响，动静兼顾，神形俱养。……”
每见我，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他的新构思，并孩子气地叮嘱我“保密”，他自豪地说：“肚子里的素材多得写不完，只担心我的寿命不够，来不及写。”这种状态实在让人羡煞。我断断续续看到大星先生在耄耋之年的多篇新作，《罪恶的种子发了芽》，说一个男孩青春期的生理萌动，一部笔调细腻的心理小说；《恕》则是一部惊心动魄、波澜起伏的推理小说；《大力王子》却是想象力奇特的童话……他的创作题材呈现纷繁的样貌，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真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近些年来，他有时也写些成人小说和散文见之于报刊，散文常用文言文写作，别具一格，令人称奇称绝。今年春天，82岁高龄的他以“任氏”之名，在新浪网开出博客，与网友共享其崇尚的“艺术之美”和“人性之美”。我笑言：“大星老师，您大概是年龄最大的新浪博主了！”“真的呀！”先生朗然笑道。
近日，欣闻大星先生喜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先生获此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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