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的野心，正不局限于史事的考订与叙述，而在于透过具体事实的叙述，彰显出“复活”这一史学理念，从而构筑一种新颖的叙事模型。不过，坦率地讲，我以为作者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指向描述
清楚――它还停留在经验的阶段。而且，即使作者将自己的理论意图叙述清楚了，也未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本书的书名“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恰好表明了全书的两个特点：叙述秦帝国的崩溃过程；通过叙述，显露一种新颖的叙事模型。
晚清民初的历史学家夏曾佑说过，只有搞清秦汉之际的巨变动因，才能测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因为，秦始皇不仅是秦朝的皇帝，而且是中国二十四朝的皇帝；二十四朝的中国历史，可以看作是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三个人的历史；秦帝国嬴氏家族的覆灭，尤其可作为列朝皇室的鉴戒。如此危言高论，足见秦及秦始皇之重要，发人深省。
所以重要，是因为秦帝国的崩溃过程，促成了中国历史的大转向。本书对这一大转向的叙述，有三个亮点让笔者印象格外深刻。
一是将秦的崩溃过程叙述为战国时代的回流，定性为后战国时代；将秦汉之交的历史叙述为秦楚汉的历史，还原了“楚”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后战国时代的整体定位，还原了历史转型过程的完整性，避免了周谷城先生所谓“历史完形”的被分割；“楚”的补足，还原了历史转型的真实性，使得以往诸多?格难通的历史结点统统得到通解。作者这一观点，乃受其师北京大学名教授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影响而来，实为全书之总纲（第113页）。
二是提出了赵高不是宦官的新奇观点，自信破了一个千年谜案。作者推论说，出土的始皇陵陪葬坑铜车马御手，是留胡子的，而这一形象应该是中车府官属以至中车府令的形象。而赵高，正是中车府令。作者并指出，赵高有儿女。司马迁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这里的“宦”，据张家山汉墓竹简，乃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意思。司马迁又说“赵高兄弟皆生隐宫”，这里的“隐宫”，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早就根据睡虎地云梦秦简指出，是“隐官”的误写（第64页）。
三是提出秦二世的继任者名叫“嬴婴”，是秦始皇弟弟的儿子，不是秦始皇的弟弟或孙子，更不叫“子婴”。因此，《辞海》等书把此人的名字全写错了。作者提出，史书所载“始皇帝弟子婴”，是“始皇帝弟弟的儿子名字叫作婴”的意思（第82页）。
这三个亮点，无一不让笔者拍案称绝，深佩作者之眼明心细、读书得间。不过，对后两个结论，笔者却有疑问。例如，秦二世曾称赵高是“故宦人”，丞相李斯应之为“故贱人”。联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思想情感，“贱人”是否有阉宦之意呢？而且，历代均以赵高为阉宦，莫非全都误读了？至于说宦官有儿女，应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此外，司马迁笔下“子婴”二字多次出现，或作“公子婴”，或作“子婴”，甚至作“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作者的解释是否都能一一通解呢？
当然，笔者认为，这类小问题的价值，原本就不在结论上，而在其对思想的触动与启发。事实上，本书作者的野心，正不局限于史事的考订与叙述，而在于透过具体事实的叙述，彰显出“复活”这一史学理念，从而构筑一种新颖的叙事模型。
所谓“复活”，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再现”或“重构”。但是，作者没有采用“再现”或“重构”的概念。究其意，除使生避熟之外，大概更在于强调叙事的现场感与鲜活感。那么，怎样才能使历史“复活”呢？作者说，要使历史复活，就须表现生动鲜活的境界、丰富多彩的变迁、古今交汇的融和以及逆转时空的超越，就须像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那样，融通史学、文学和思想，以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参与，构建优美的现代散文史诗，还应该采用柯南道尔、吉本、伏尔泰、法布尔以及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写作手法，运用自由的文体去结撰历史。
然而，有了上述这些，依旧不够，还应采用现场旅游、考察与采访的方法，打通古今，联结中外，详细设定好空间地理关系，加之以连类、推理、穿插、联想和想象，杂之以体察、钩沉、推敲、捕捉和编织，最后出之以优美动人的文字。
应该说，作者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史学理念。书中“复活”的历史情境和场景，时常让我产生观看文字版电影大片的感觉。作者破解历史疑案的程序，确乎有些像柯南道尔的悬疑叙事：列明条件，运用推算，得出题解。作者叙述史事的过程，也确有18世纪以历史叙述知名并流芳后世的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等人的特点：以学问垫底，以激情引路，时不时发出诗人般的感叹！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于史地二维的强力结合，有时竟然会让笔者设想作者不是一位写手，而是一位站在沙盘旁进行军棋推演的将军。诚然，作者只是一位具有30年学力的秦汉史专家。
必须指出，这种艺术化的叙事理念与叙事模式，并不违反历史认识论的基本规则，即“历史不能重现”的原则。因为，无论“复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终归是重构和再现，不是历史本身的原样复位。对此，作者说过一段非常明白的话：“历史不可以回转，历史却可以体验，现场考察的实感，可以超越时空，再现历史的影像。”（第46页）
不过，坦率地讲，我以为作者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指向描述清楚――它还停留在经验的阶段。而且，即使作者将自己的理论意图叙述清楚了，也未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因为，古往今来，关于历史叙述模式以及历史学艺术表现手法的论述，早已皇皇大观，举不胜举。作者的论述，不能外此。当然，作者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我只是想说，它还不够创辟和深刻。这个考语，是从思想史的高度发出的，当然不免苛求。
所以，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说到实践，我以为本书已经近乎完美。
可是，这种近乎完美的模式，是有边界的。也就是说，它有局限，并非万能。天底下哪会有万能的模式？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用之于发展缓慢的中世纪可以活灵活现，用之于变动剧烈的资本主义时代则难免左支右绌。笔者注意到，本书选取的历史对象，一是历史人物，二是政治与军事，都是故事性强的历史对象。反之，对社会经济，几乎未予涉及。显然，讲社会经济史，很难采用艺术化的叙事方法。
而且，这种艺术化的叙事方式还有一定的危险性。特别是上下牵连、古今连类的方法，搞不好就会违反历史主义规则。过去，著名历史学家陈登原先生曾出版《历史的重演》一书，所用即找准历史相似点予以连类的方法。本书将刘邦起事的芒砀山与宋江聚义的梁山泊连类，采用的同样是这种方法。对于这种危险的游戏，高明大力者自不妨优裕为之，但对初学浅尝者来说，还是躲得远一些为好。本书作者，即是高明大力者。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李开元著，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一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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