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金耀基（左）
与英时先生相谈三天三夜
记得差不多三十年前，第一次读到余英时先生的《近代红学的
英时先生的学术地位不待我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钱锺书先生就许之为“海外独步”。进入21世纪以来，他凌云健笔，纷陈胜义，著述不辍，而尤以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独占文化史学一科的鳌头。不久前荣获克卢格终身成就奖，在英时先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顺理成章之事。更令人欣慰的是，英时先生的著作，现在国内已经畅通无阻，畅销不滞。各大书店的显要位置都摆放着三联书店等多家出版社印行的余著，甚至小贩的书摊也有他的书赫然入目。他只在1978年回内地一次，但即便一次，也还是诱发了其深切的中国情怀。他写道：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开出国的时间已整整二十九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副流露的时刻。（《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公司，1980,页376）
他并且引录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记载的一则佛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他既有“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感慨，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又极讨人嫌的废话。”（同前，页379）这与我们国内学人有时说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不是词达一理、心发一声吗？所以说者，为我有心，心既不死，其说焉止。2006年12月15日他在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演说中，通篇讲的是一生追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心路历程，而且不忘宣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我见到的英时先生，其内心世界极为单纯，惜时人不知耳。
和亨廷顿教授失之交臂
和杜维明先生的第一次访谈，也是1992年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我据此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和维明先生第二次访谈对话，即即将出版的新书中的《中华民族的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是1998至1999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再次来到哈佛时，我们做的一次时间更为充分的学术交谈。
我当时拟定的访谈计划规模相当可观，想在哈佛访学期间与中国学这一块的主要教授都有所交流。连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教授，也约定了时间，并提前交给他一份详尽的访谈提纲。经周勤女士和梁治平先生的推荐，特请哈佛法学院的於兴中先生担任翻译，“访谈提纲”的英译即出自於先生的手笔。我个人并不赞同《文明的冲突》所表达的一些观点，我的学界朋友们也大都持批评态度。而亨廷顿教授也显然了解都是哪些国家的学人对他的文章持有异议，所以他一般不会见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来访者。他所以同意我的访谈，我知道是杜维明先生的有效斡旋。因此我很重视这次难得的机缘。不料访谈时间出了差错，亨廷顿得知的约定时间是1999年2月25日下午2时，我得知的时间是2月26日下午2时。待到我和内子26日陪同於兴中先生用完午餐回到燕京学社会议室，打电话给亨廷顿再次确认前往他办公室的时间，他说：“不是昨天吗？我昨天下午等了好长时间。”我们几个人一起面面相觑地定格在那里。亨廷顿先生是哈佛有名的忙人，无论是时间还是礼仪，都不可能再来补做已经过去的昨天的事。“天下事有出奇不意者”，又是一例。就这样，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终于和亨廷顿教授失之交臂。
与傅高义教授的访谈放言无忌大谈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对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兼亚洲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的访谈最为顺利，一共两次，第一次在1999年2月2日下午5时至7时，第二次在2月18日下午5时30分至7时30分。访谈地点在他的家里，傅先生中文流利，不需翻译。他以前主要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日本的中产阶级》和《日本第一》两书，为他建立了声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并于1987年写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他在中国有许多朋友，1998年中国领导人在哈佛演讲，与他的精心策划有直接关系。他一度还是美国政府的政策顾问，美中两个大国平等对话、友好相处是他的基本理念。他的友善与平易一下子让我们之间没有了距离。因此我与傅高义教授的访谈，在我是破例没有完全局限在学术思想的领域，第一次围绕“哈佛的中国学与美国的中国学”，第二次便放言无忌地大谈起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我的提问有些具有挑战性，但他不以为意，总是耐心地讲述他的看法，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爱莫能助的遗憾。1999年我回国不久，就发生了中国使馆被炸的事件，我注意到傅高义先生表示了明确的批评态度。可惜那以后我没再见过傅先生，《哈佛的中国学与美国的中国学》这篇访谈稿也未来得及寄请他过目。但我相信他会认可，而且香港《明报月刊》刊载时他应该有机会看到。
和杜维明先生的访谈，虽于十年之前，谈话的主要内容却远远没有过时
我和杜维明先生的访谈其实也是不久前才整理竣稿，但我敢说谈话的主要内容远远没有过时。维明先生致力于各文明之间的对话，我在哈佛期间，他正主持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他看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的历史契机正在来临，但担心我们自己的资源没有准备充足。不是让人家跟唐朝的中国文化或者宋朝的中国文化对话，而是跟现在的中国文化对话，这就有一个自己的传统资源如何整合的问题。所谓对话能力，就是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近二三十年我们在连接传统和恢复记忆方面不无成绩，但真正形成与西方主流思想界对话的条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维明先生提醒不要轻视印度，不光是软件业，印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的辩难。他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上的影响增强，为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误读，他关注向外部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的问题。兹事体大，时至今日尤须值得我们重视，所以访谈文章的题目径直叫做《中华民族的再生和文化信息的传递》。我很赞赏“再生”两个字，也许比时下流行的“崛起”要更好一些。
史华慈教授的谈话，是他的一次借题发挥，发表他积蓄已久的思想
大体上还算没有延误过多没时间的访谈文章，是《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史华慈教授访谈录》。所谈内容极为丰厚充盈，是我在哈佛收获最大的一次访谈。2003年首次在《世界汉学》披载时，获致学界朋友的好评。当然这不是由于我，而是史华慈学术思想的冲击力所发生的作用。他毫无疑问是西方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林毓生先生访谈前对我讲：“你见到了史华慈，可以知道西方非常高的大儒是什么样子。”他有无穷无尽的思想，他提问题的视角是面对整个人类讲话。他最关注的是人文精神的建构，他感到最难解释的是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无法想象，这样一颗伟大的灵魂竟会在1999年11月4日悄然仙逝。我在《访谈录》整理完稿之后补写的《题记》中写道：
我很遗憾我与史华慈教授的访谈对话，他没有来得及看到就离开了人世。都怪我不恰当的生病，耽搁了及时整理访谈记录稿的时间。1999年对我是不幸的一年，四月份从哈佛回来不久，就病倒了。直至第二年春夏，方日渐恢复。但更加不幸的是，我所见到的西方最单纯的思想家、最富学养的中国学学者史华慈教授，已经永远不能向人类发表他的睿智卓见了。我和他的访谈对话，第一次在1999年2月9日下午的2点到4点，第二次是2月22日上午10时至12时。地点在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因为有事先送给他的访谈提纲，整个谈话非常顺利。他谈得愉快而兴奋，几次高举起双手，强调他的跨文化沟通的观点。没法形容这次访谈我个人所受的启悟以及带来的学术喜悦有多大。第二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张纸条给他，上面写：“启我十年悟，应结一世缘。”当时说好访谈稿整理成文之后会寄请他过目。没想到因病未克及时竣事。而当现在终于成文准备发表，却欲送无人了。成为一次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上面这段文字，写于2001年1月24日，如今已经过去六年的时间，而距离我与史华慈先生那次访谈对话，至今已有八个春秋。我相信1999年2月9日和2月22日的两次访谈，应该是史华慈先生一生之中最后发表的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史华慈教授的谈话，不是对我所提问题的简单回答，而是参照我的问题，放开来阐述他的思想。我甚至觉得，这是他的一次借题发挥，他显然乐于并且需要发表他积蓄已久的思想。而且，我需要再次向林同奇先生表达我的谢意。上海的史华慈研讨会他因身体原因没能来参加，但因缘凑泊的是，林毓生先生代他宣读论文，我恰好担任这场论文发布会的评议人。宣读超过了规定时间，主席叫停，林毓生先生郑重陈词：“那就是说林同奇先生没有掌握好时间。”全场莞尔而笑。会后我打电话给同奇先生，告知他研讨会的情况，并提及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史华慈：最后发表的思想》。
陈方正留给我的印象，清通敏锐，温厚干练，虽出身自然科学，却能站在人文学科的前沿
现在让我们从康桥回到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于1993年3月中旬，也召开过一次“文化中国的展望：理念与实际”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并发表《解构与重建：文化与经济与政治的三重变奏》的论文。由于一年前已经与余英时先生和杜维明先生作了访谈，因此觉得时任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的陈方正博士，应该是一位合适的谈讲对象。我与方正先生相识于1989年春天的“五四”七十周年研讨会，因为当时我正在筹建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出版《中国文化》杂志，便诚邀他担任刊物的特约顾问。后来他创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也出版了，每期我们都相互交换。因此会前我草拟了一份包括九个方面内容的访谈提纲，提前寄给方正兄，于是约好在3月15日，研讨会闭幕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现代方向问题作一次愉快的交谈。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现代方向――陈方正博士访谈录》这篇对话的来历。方正留给我的印象，清通敏锐，温厚干练，虽出身自然科学，却能站在人文学科的前沿。
金耀基先生是我所看到的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理性思考的不可有二的学者
我和金耀基先生第一次晤面是在1993年元旦，当时因参加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学术年会，故意外得此机缘。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随后同一年的11月17日至25日，马来亚大学召开国际汉学研讨会，我和金先生都应邀出席，有了更多的交谈机会。特别在马六甲海峡陡然产生的沧海桑田、天涯归客的历史幽思，使我们的精神潜界不期而然的重合在一起。吉隆坡会后我应香港大学中文系的邀请，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镛学术讲座，又曾一起畅叙。一年以后，也就是1995年的11月，我和内子应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请访台，回程过港在陈方正先生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访学一周，除了一次学术演讲，大项目就是和金耀基先生访谈对话。一共两次，一次在1995年12月3日的下午，一次在12月4日的下午。还有一次晚餐也作了长谈，刘述先教授和童元方女士亦在座。中心题旨是围绕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问题，我把它看做是1992年与余英时先生访谈的继续，切入之问题的方式亦不无前后相连带相衍发之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访谈文稿经金耀基先生作了详细地增补和润改，所以才有现在这样的思想深度。作为佐证，不妨讲一个与这篇访谈录有关的后续故事。
2006年9月份，《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手边有没有合适的文章给他们发表。我说其实报纸应多刊载一些有思想的文章。他们说正是此意。当说起什么样的文章才算作有思想，我提到了与金耀基先生的访谈。他们看了之后决定重新刊载。我说已过去十几年，他们说完全适合当前。《21世纪经济报道》有一个专栏叫“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于是便在2006年10月2日和10月9日，用两个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访谈文章。我原来的题目是《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编辑马娟小姐改做《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苍凉与自信”是她阅读文章时感觉并捕捉到的情感认知，显然比原来的题目好，因此也就成了现在这本《学术访谈录》的书名。至于为什么关注经济与社会的敏锐的报纸编者，会认为一篇旧文仍具有当今的价值，读者看了自然有分晓。我要说的是，这得归功于金耀基先生，是他的思想的浓度和活性，把旧雨变成了新知。他是我所看到的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理性思考的不可有二的学者。
八十高龄的狄百瑞教授对儒家思想的深层思考和对所关注问题的沉醉与不容置辩
我在哈佛的研究计划结束之后，又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周。我感到高兴的是，居然有机会与堪称费正清第二的美国中国学泰斗级人物狄百瑞教授作了访谈。这要感谢哥大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以及商伟教授。他们把一切都提前安排好了。访谈时间在1999年3月4日下午2时，地点是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de Bary）教授的办公室。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文明的对话问题，包括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儒家思想的对话，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和现代的对话。采取的方式是经典会读，90年代初期会读《荀子》，我在哥大的时候会读《孝经》。但他追寻的学术目标则是所研究的问题必须与现代性直接相关。他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有声望的儒者，力倡以“平天下”为己任。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要求他的学生这样做。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参加他主持的《孝经》会读，但他大驾光临的一场东亚儒学研讨会我却幸运地躬逢其盛。主讲人是英国一位女教授，特地从伦敦飞来纽约，下飞机就来到了会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韩国的儒学问题。她准备的讲稿大约只讲了三分之一，坐在长形会议桌另一端的狄百瑞便打断了她，问她有一本书看过没有。我看到女教授摇头表示没有读过，于是狄百瑞开始了他的论说。他讲的时候，会场的空气变得格外凝重。足有十多分钟他的话讲完，然后拿起文件包转身就离开会场。我的观感是由于不悦他才中途退席，但坐在我旁边的王海龙先生说，这就是他的风格。幸亏主持人宣布研讨会继续进行，并对狄先生离开的理由作了适当的解释，满面红晕而又不知所措的女演讲人才逐渐摆脱尴尬。
这让我想起有“老虎”之称的傅斯年，以及傅高义教授告诉我的对费正清也有“西方皇帝”的说法。但在访谈时，我分明看到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层思考和对所关注问题的沉醉与不容置辩。他生于1919年，当时他已经八十高龄，但思想和锋芒证明他仍然很年轻。他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及区域中心主任、大学教务会执委会主席和哥大副校长等要职，但繁忙的行政似乎并没有对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构成影响，一生著述宏富，书生本色未改。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评价的：“狄百瑞先生之本色是书生，学术是他最根本的趣旨，故无论教育行政如何繁重，他在学术研究上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是以著述不辍，质量皆富。”狄氏的著作译成中文的目前还不是很多，特别是访谈中他向我提到的近著《亚洲价值与人权：一个儒家社群主义视角》，另外还有《儒教的困境》和《等待天亮》两本他自己颇看重的著作，至今还没有与中文读者见面。只要看看《等待天亮》一书他具列的献给中国学者的名字，就明白他对中国儒学的当代建构寄予怎样的厚望。这些名字是：梁方仲、胡适、冯友兰、钱穆、唐君毅和陈荣捷。1994年当他为何兆武先生翻译的他的《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的中文本撰写序言时，再次具列了这些名字。那么《经典会读与文明对话》这篇访谈录，就权做他和中国学人接触的一次短暂的记录罢。
学问的过程亦即问学的过程
最后我想对访谈对话这种文体或者学问方式说几句话。
盖“学问”一词，实有分合、正倒诸义。合者侧重于“学”义，分者则“学”和“问”各为一事。古人论学，一向注重学问的“问”义，故《易》的文言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子夏则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马一浮对此解曰：“博学而不笃志，犹之未学；切问而不近思，犹之未问。”又说：“学必资于问，不学则不能问。”所以学人治学，也称问学。学问的过程亦即问学的过程，此为学问一词的“倒义”。《论语》所记，在孔子为学问，在七十二子为问学。不论是学问，还是问学，思想都居于压倒的地位。马一浮在《宜山会语》里写道：“学以穷理，问以决疑。问前须学，问后要思。故学问之道以致思为最要，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视义理、考据、词章为学问三要素的戴东原，晚年突出义理，转而把考据和词章看作达致义理的手段。其要义都在凸显思想是学问的灵魂。访谈对话的好处，在于彼此激发，可以实现思想的碰撞。由于是面对面倾心而谈，还可以见出学者的真性情。
本书所收之与余英时、与史华慈、与金耀基、与杜维明、与狄百瑞诸先生的访谈，无异于躬逢思想的飨会，真是非经过者不知也。史华慈的深邃沉醉，余英时的真切通明，金耀基的博雅激越，杜维明的理性低回，狄百瑞的排议独断，都无法淡化的留在我的心里。本来还有两位于我也是亦师亦友的学问大家――张光直先生和李亦园先生，也曾有过访谈的设想，不料阴差阳错失却机缘。张先生于我极为亲切，他一共来北京几次我不知道，至少有两次到过我家里。1995年我去台湾“中央研究院”访学，就是张先生和李先生的邀请。史语所安排我演讲，张先生不顾行动不便，竟也前往参加。当时他担任“中研院”副院长一职，帕金森病已经在残忍地折磨着他。1999年在哈佛时曾到他府上拜望，这时他语言和行动已非常困难。他说他有三个家，康桥的家、台北的家和北京的家。我问更喜欢哪个？他说都喜欢。康桥向他作最后道别的情景，我一直不能忘怀。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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