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山深处,农校教师挑战世界难题
1962年3月，袁隆平带着40多名农校学生，来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劳动。房东老向是生产队的干部，有一天冒雨
他们正说着，老向家里那个才几岁的孩子悄悄向墙角走去，抓起一把谷种往嘴里塞。老向性急地奔过去，照着孩子就是一巴掌打过去，口中忿忿地说：“这是队里换来的谷种，再饿也不能吃呀!”弯腰抱起哭泣的孩子出门去了。
袁隆平目睹此景，内心深受触动。面对饥荒，老乡们不是坐等国家救济，而是主动想办法提高产量。他从这件事上得到很大启发和激励。好一句“施肥不如勤换种”啊!改良品种提高产量，对于战胜饥饿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不由想起了那株“天然杂交稻”，真希望那样的稻穗能长满老乡们的田地，眼前是老乡们箩挑肩扛着金灿灿的稻谷的景象……
他决心要在农业科研上做出些成绩，为老乡们培育出优质高产的好种子。
世界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先生，曾连任四届美国农业部助理及总统特别助理，也是“以粮食争取和平”政策的首任协调员，他在论述人类与饥饿进行斗争的历史时，指出这种斗争的方式基本上有三种，一是科学手段，二是粮食援助，三是计划生育。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大饥荒席卷而来，科学观念深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科研工作严重受到阶级斗争运动的干扰，“科学手段”在这场与饥饿的斗争中几乎缺席。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封锁，中国丝毫不指望接受国际的“粮食援助”。而人口出生率自建国以来大为增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批判而得不到实施。
唐・帕尔伯格先生所述与饥饿进行斗争的三种方式无一具备。
在这种情况下，大饥荒来势汹汹，势不可挡。
袁隆平在偏远的山区，怀着对粮食增产的深切渴望，以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世界眼光，决心拿起与饥饿进行斗争的“科学手段”的武器，要破解水稻育种的世界难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举国上下协力同心，大抓工农业建设和科学研究，出现了让人惊叹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因此确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后来还涌现了至今让我们自豪的“两弹一星”。但遗憾的是，这样好的开局与形势并未能延续下去。50年代末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让许多从事科研的专家学者受到政治上的冲击，许多科学理论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学说”而受到批判。
因此，袁隆平遇到的是一个并不适于开展科学研究的年代。
袁隆平自知家庭出身不好，加上性格超脱，对待政治运动既不热心参与，也不故意逃避。他与初恋对象几乎到了谈婚论嫁阶段，但双方家庭成分都不好，周围人说他们结婚将是“黑上加黑”，女方尽管欣赏他的才华和人品，却迫不得已犹豫退却，另嫁他人。袁隆平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又被点名批评，说他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他不抱怨也不消沉，抱着离政治运动远一点的态度，尽量让自己避免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一边坚持教学，一边从事科研，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袁隆平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越来越产生出巨大的怀疑。他知道，米丘林、李森科关于无性杂交的学说，源自19世纪初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认为，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比如一个人身上有伤疤，就有可能遗传在他以后出生的孩子身上。无性杂交，从哲学上来看，属于外部对作物施加影响，强行改变生物的特性。拉马克和米丘林、李森科等人，是外因决定论者。
袁隆平决定抛弃无性杂交试验，重新去寻找新的路子。
袁隆平所在的农校非常匮乏新的资料，只有一份《参考消息》偶尔透露出只言片语的国际科技信息。他重温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他在相辉学院攻读过他们的著作。英文版的厚厚的《遗传学研究》，从大学时代起就一直伴随在他身边，至今还摆在他的书桌上，已经被他翻旧了。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阅读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说”，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发觉并告发，那就是打成“牛鬼蛇神”的有力证据。袁隆平不得不多一个心眼，他找来《人民日报》给《遗传学研究》包上一个伪装的封面。
孟德尔是19世纪奥地利的一位生物学家，他通过豌豆杂交实验，发现了生物的遗传规律，创立了遗传基因学说。摩尔根是20世纪初美国的生物学家，在孟德尔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基因染色体的遗传规律，因此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他们的学说被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异端邪说，认为是“反动的、唯心的”，受到全面否定和批判。
在试验失败找出路的时候，袁隆平决定深入研究各种学说，包括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他在思考中进行比较，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判断到底哪一派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才是自己今后进一步实践的指南。他坦率地把自己思考的问题带到课堂，向学生讲述自己进行的“无性杂交”试验失败的事实，并且把学生带到实验地里，告诉大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被别人的赞扬所迷惑，更不能欺骗自己。
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许多年之后总结说：“袁老师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他相信书本但不迷信书本，对于错误的东西总是敢于批判，不管它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产生的动力，使他在科研中一步步走向成功。”
1962年，袁隆平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和美国两位年轻的遗传学家沃森和克里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已研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即DNA分子双螺旋结构，从而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实际上他们的这项研究结果在1953年就已公布于世，直到1962年才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年暑假，他决定自费到北京去拜访专家，以解开心中的疑问，了解最新的信息资料。身在湘西南雪峰山深处的袁隆平，从安江坐上汽车，在坎坎坷坷、尘土飞扬的马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到怀化搭上火车，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旅途到达湖南省会长沙，再从长沙乘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困了就在座位上打会儿瞌睡，饿了就吃带来的饼干，一路风尘仆仆地到了首都北京。
他找到中国农科院，拜访了著名遗传学专家杨国荣先生。在西南农学院读书时，他就认识了这位孟德尔学派的教授。这一次，他进一步讨教孟德尔学说关于生物遗传的有关问题。他向作物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老前辈请教，坦陈李森科的著作“空洞的哲学概念多，用哲理代替实验，有点机械唯物论”。鲍文奎先生曾在美国留学，1950年与赵忠尧、沈善炯、罗时均、邓稼先、涂光炽等学者同船回国，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鲍老前辈欣赏并肯定袁隆平的学术勇气和独立见解，也敞开胸怀对他说：“李森科有些地方不仅有机械唯物论，有些还是主观唯心论呢!任何一种学说都需要研究，有比较才会有鉴别，高山不弃寸土，大海不厌细流，实事求是才是做学问的态度。”从与前辈专家的交谈中，袁隆平受益匪浅。
他在中国农科院图书馆里，阅读到许多在农校无法找到的外文资料。他从外文报刊上看到，国际上一批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十分看不起，嘲笑李森科“可以从棉花的种子培育出骆驼”。又从一些学报上了解到，经典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效益，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是在经典遗传学的基因学说指导下获得成功的，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水稻、小麦和玉米这世界上三大粮食作物，就只剩下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技术尚未取得重大突破。
这些最新的科技信息引起了袁隆平深深的思考。他看到李森科学说解决不了的问题，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却解决了。他被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深深吸引，决心进一步加深钻研，按照他们的学说去进行新的尝试。
数千里行程，独自到北京，拜访专家，了解信息，袁隆平不虚此行，收获很大。这一次经历，对他此后的事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区农校教师，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为了解决学术上的疑问和困惑，却自费远赴北京，虚心求教。这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即便今天的人，也未必能做到。正如一般的老师不可能去研读英文版《遗传学研究》和关注外文资料一样。而这，正是袁隆平的独特非凡之处。他正是这样一个智慧而勇敢的探索者，一个思考者，一个行动者，身为一介普通教师而欲挑战世界难题，身处偏远山区却磨砺出世界眼光!如果不是这样，袁隆平也就不会成为后来享誉世界的袁隆平，而不过是一个偏远山区一辈子站在讲台的普通教书匠。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当年那种学术思想被政治所左右的严酷气候下，袁隆平敢于如此挑战权威，是多么的不易哦!如果说创新是贯穿袁隆平一生的主题，那么，挑战李森科的权威学说而从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中寻求突破，就是他大胆创新的开始。
后来在回顾研究过程的坎坷经历时，袁隆平感慨地说：“幸亏我猛醒得早，如果老把自己拴死在一棵树上，也许至今还一事无成。”
从此，他从科学观念上跳出了原来的小圈子，从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迷雾里跳出身来，开始踏上更加广阔的探索之路。从此，他的科学研究与国际最前沿的经典遗传学理论血脉相通，尽管起步的过程如此艰难，他却已经明确和坚定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他曾经在电光火石的刹那，想起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而断定自己在1960年找到的那株奇异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现在，他用独立思考的头脑和深邃敏锐的目光，更加坚定地为自己抓住了一个挑战世界难题、战胜人类饥饿的重大机遇。
袁隆平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揭示出水稻天然杂交的奥秘和规律。他了解到外国育种专家所进行的玉米杂交和高粱杂交实验，就是从找到雄性不育株才打开局面的。这让他豁然开朗，找到了解题的初步思路。
1963年7月，袁隆平一头扎进了正在扬花的稻穗中，苦苦地寻找那种促成天然杂交稻的雄性不育株。他想象着，那是一种开着特异花蕊的稻穗，它的花蕊是一种病态的雄花。然而，一天天过去了，眼里看到的所有稻穗，都是正常的。偶尔发现一支稍显异样的稻穗，赶紧用放大镜凑近细看，同样是正常的。他要找的那种稻穗，偏偏是不正常的。
他明确地意识到，要解开杂交水稻这道世界难题，必须首先要找到在水稻中发生过的进行天然杂交的原材料。
神秘的雄性不育株，到底躲藏在哪里呢?
那种退化了的水稻不孕雄花到底是什么样子，当时国内还从来没有人见过，书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图片或文字介绍过，袁隆平也没有看到过。他仅仅是从理论推断上，坚信安江的稻田里一定存在这种不孕雄花。然而要把它从稻田里数不胜数的稻穗中找出来却谈何容易。那“养在深闺人未知”的雄性不育株，到底是一副怎样的庐山真面目呢?
没有谁要求袁隆平走进炎炎赤日，在稻田里苦苦寻觅。
没有谁要求袁隆平选择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去挑战。
组织上也从来没有安排他去做这件在许多人看来是毫无希望的育种实验。事实上，小小的安江农校也不可能承担如此重大的课题，更何况是在那样特殊的政治激情超越一切的年月。
作为一名教师，应付好正常的课堂教学，按时参加政治学习活动，业余时间和同事玩玩牌，做点家务事，也就能够把清贫的日子过下去。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擅自开展育种实验，不仅是自讨苦吃，而且还会招来非议，简直是自找麻烦。
袁隆平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清醒。在同龄人中间，甚至在学校所有的同事中，他走过的路比谁都遥远，读过的书比谁都要多，经历过的人生体验已经非常丰富。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不能让自己像周围的多数人一样庸常地生活，他不想迷迷怔怔地就过一辈子。他那不合时宜又极为艰难的挑战，是他自觉自愿的选择。
（本文摘自《不再饥饿：世界的袁隆平》，邓湘子、叶清华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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