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吴敬琏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耶鲁大学，他的身份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赴美访问学者，但53岁的他，拿着个笔记本，从本科生的基础课程到研究生的讨论会都认真参加。他那时结识的一些年轻的中外研
当时和我爸爸在耶鲁结识的人里，有一位名叫白瑞・诺顿(Barry Naughton)的美国研究生，现在已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主任好多年了。有一次，他跟我和妹妹聊天时提起多年前我爸在耶鲁的事，我妹妹问他当时知不知道初到耶鲁的吴敬琏教授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他回答说，当时没人往那方面想。美国人就是天真得可爱。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也相当于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同行们眼里是一个相当受尊重的学术地位，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能与中国大陆来的经济学家当面交流，对美国的学者们也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那时耶鲁的教授们经常邀请吴敬琏和他们一起座谈或吃工作午餐，意在讨论一些新出版的经济学书籍和交流经济学的热门话题。然而有一点是那些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们不太清楚的事，就是吴敬琏这位中国经济学家，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受政治运动之累，对现代经济学尚在“补课”阶段，每一次与美国同行们交流之前，他所做的准备工作都等于在弥补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前流失掉的时间。对这一点吴敬琏心里比谁都明白，因此他非常紧张。他紧张那些书是自己没看过的，他紧张那些论题是自己不熟悉的，他也紧张自己的英文尚不够流利，所以他一刻不停地学习，一刻不停地汲取。就这样一年半下来，他在耶鲁这所美国著名高等学府里，半做学者，半做学生，刻苦努力到几乎筋疲力尽。离美回国前，他去夏威夷参加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本来还安排了一个途经香港的会议，结果等夏威夷的会开完，他觉得自己的舌头都不能打转了，如果再去香港说英文、谈经济，恐怕实在力不从心，于是临时取消了香港之行，直接回到了北京。他的好朋友、经济学家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
那次出国一年半时间，不仅是吴敬琏第一次访问美国，也是他至今出国时间最长的一次。从他带回国给家人的东西来看，“洋货”倒是不少，有飞机上发的果酱、刀叉和布拖鞋，也有旅馆里发的肥皂、浴液和洗发精，还有在美国的亲戚们送的几件衣服，还真让当时的我这只“井底蝌蚪”看得眼花缭乱。然而，他带回国的真正“大件”，是送给他单位的一台Digital牌的计算机。他在美国已经开始学习用计算机。而当时国内的研究人员用计算机的人还很少，他送给社科院经济所的那台计算机，一直到他1984年底调离社科院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还被封存着没拿出来使用过。
他从美国带给家里人的东西，也有一样算得上“技术革命”的，那就是彩色胶卷。他带回来的几卷，送人之后自己家就剩下两卷。用第一卷的时候，是我们家第一次拍彩照，很兴奋。因为家里人多，爸爸说每人只能照两张，为这事我还和他闹了一场别扭，因为爱虚荣的我太想多拍几张彩色照片了。最近和周叔莲的女儿周平聊天，她说当年我爸爸在耶鲁期间，曾经托人带回国一卷彩色胶卷送给她家，他们拍好后，托人带回美国，我爸拿去冲洗好了再托人带回来。她说从那之后不久有人给她介绍对象，互相交换照片时，她送给她后来丈夫的第一张照片，就是那些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跨洋过海好几次的首批彩照中的一张。
其实，那时福特基金会给中国访问研究人员的钱并不少，但是当时国家的规定是一名公派研究人员每月只能拿450美元，多余的一律交公。按美国的生活水准，用这点钱交房租、吃饭、买书、买保险等实在是非常紧张的。好在我爸爸本来就节约，又加上一直忙着工作和学习，除了每日在家煮大白菜，外加美国价廉物美的烤鸡腿以外，没地方也没时间花钱，所以他不但自己够用，攒了钱给单位买计算机，另外还存了一些钱给我妈妈去用。我妈妈是1984年初到耶鲁和我爸爸会合的。之后他们一起参观了不少美国的大学和企业，包括当时加州的一些新兴电子工业公司，比如当时美国仅有的两家制造手提电脑的公司之一Kaypro。
一向有人把出国说成是“镀金”和“开洋荤”，这种想法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打破头争着出国的人们中间更为流行。对吴敬琏来说，这话也没错，只不过他镀的是知识的“金”，他开的是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荤”。更准确地说，他像一块干枯了很久的海绵，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饱吸知识的甘泉。虽然那时我在杭州读大学，没有亲眼看见他是如何利用第一次长期出国学习的机会，给自己扎扎实实地补上了现代经济学这一课的。但在我眼里，他一贯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刻苦，确实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数一数二的人。考虑到我很少夸奖他，他的这一特点大概算是特别令我敬佩、让我觉得值得效仿吧，所以在此要表示我的敬意。
（《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吴晓莲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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