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石映照先生的畅销书《读小说，写小说》第三章谈小说的语言，有所谓“汉语的灾难”一节。其中说：
“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我们现代汉语中有着大量的外来语，主要是日语，据王彬彬、雷颐等人的统计，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数量惊人，特别是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
石先生更引他人的论断，表示赞成：“王彬彬说，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说话。”
此说振振有词，实为想当然，可谓见风即雨，洵属不审之至。因为这些词汇老早在中国的典籍中就已创建使用，绝非阁下言之凿凿的什么“外来语”；并且往往古义和今义差别不大，或者说古义仍在，日本人只是从中攫取，普遍用于新写的、翻译的社科著作中，广其义，扩其容，增其度，使之面目转进，或者赋予表达的需要而已。
近代以来，日本译书成风，译量极大，它需要很多词汇来衔接兜承西来的思潮、学说，于是一头栽到中国古籍里面搜寻，果然武库丰赡，有很多足供借鉴的资源，有很多足堪借用的内容。于是出现大量词汇的翻新、增容，而那些书籍热络惹眼，纸贵一时，观者为其学说所眩惑，以为这些词汇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殊不知其真正来源，还在中国的古籍里头。
中国古人的心思、头脑、智慧，凝结成词汇、文章，日本著作者嗅觉灵敏，纷纷取为己用，导致今天作家惊叹：“我们现代汉语中有着大量的外来语，主要是日语”，并以为它们“是从日本输入的”，这就不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而是一个很残酷的笑话了。
您说，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说话。而日本学者会说，离开了中国古籍，他们无法说话呢，或者换一说法，离开了中国古籍，日本著作几乎无从着笔呢！
王云五先生拈出众多所谓新名词，考出其来源，证明其在中国历朝古籍之中，屡屡见之，并不足奇。人们疏离古书，突于日本书籍上见其回流，颇觉陌生，云五先生说，“在未尝多读古籍者视之，则视若著作家或政治家之杜撰……似此数典而忘祖，殊非尊重国粹之道……在这许多名词中，有一部分为现代事物的代表，由此可以概见我国古代的发明与发现，由此也可以想见古代中外之交通与人类之殊途而同归……”（《王云五论学文选・新名词溯源》）。
云五先生分商业、政治、艺术、教育、哲学、社会、历史、科学等十数类，详细罗列了三百余个新名词，明确指出其来源，较著者有：文部盖即吏部之意，见于《旧唐书・百官志》，浪人见于柳宗元《李赤传》，意识见《北齐书》，实体、演绎见《中庸》，阶级见《后汉书・边让传》，代表见徐伯彦文，同志见《后汉书・班超传》，经济见《文中子・礼乐》，政治见《书经・毕命》，总统见《汉书・百官志》，民主见孙楚文，政府见《宋史・欧阳修传》，民法见《书经》，公法见《尹文子》，契约见《魏书》，条约见《唐书・南蛮南诏传》，主义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计划见《汉书・陈平世家》，建设见《礼记》，时髦见《后汉书》，幽默见《楚辞》……其他诸如艺术、共和、著作、拥护、纪律、世纪、卫生、处方、师范、牧师、天使、专利……众多新名词，都在并不生僻的古籍里头所在多有。
中国古籍词汇的语源学历史发展脉络，浩荡犹如大江，支流无数；日本译述者的翻新只是在下游支流增添一些水量而已。中国多量、丰盛的词汇，表意广泛深远，自有其语源学词族构成的内在规律，这些词汇诞生、形成以来，即在中国历朝历代文字中反复断续出现，词义有所修葺增进，葆有内在生命活力，并非昙花一现，专等日本译述者前来发掘。
近代以还，中国社会屡经板荡，文化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几沦澌灭之境。我们的文化记忆，菲薄得像阳光下的草上晨霜，守成很不像样，求新又欠积极，于是出现惊呼“外来语”这样的滑稽判断，这表明今人在保存和刷新民族语言方面，论力道则弱不禁风，论视野则老眼昏花。我们端的是愧对古人！古人创造的文章词汇，存储凝结着前人的思想意识、生命图景以及经验智慧，它们是长期昏暗年代里，闪烁明灭的点点烛光，它对后人的文化记忆，起着坚实而微妙的搭救作用。日本人因政改维新，提早绍介西学，充量求助于中国古籍，有其聪明之一面，但不能因其善于挖掘搜觅，借用改用，而冠其发明权创造权。国人忘却源头所在，莫名惊诧，不免令识者与后人惊诧莫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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