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物质被延伸为思想

2007-07-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子雨 我有话说

“打字机死了，但其幽灵还在纠缠着我们。”这是新近美国出版的《铁的冲动：打字机的破碎历史》（The Iron Whim: A Frag mented History of Type w

riting，by Darren Wershler-Hen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里的一句话。回想当年（90年代以前），中国内地的外文系学生能接触到的“洋货”大致就是卡式录音机与敲击键盘时发出噼里啪啦声响的西文机械打字机，遭致了外系许多学生的羡慕甚至嫉妒。但好景不长，9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电脑与CD机的普及它们陆续退出了我们的学习与生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以引起我们对20年前的一段因缘的遐思。打字机的机械演变过程并非是“铁的冲动”的全部内容，我们更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作者着力描绘的“打字”的文化与理论意义，这就有些像把打字作为一种“话语”进行文化研究了。作者还善于让一些现当代的文化名人去言说“打字话语”。例如，在“打字比赛”一章有专节讲述当代加拿大籍原型研究大师弗莱（Northrop Frye）年轻时获得全国比赛亚军的故事；现代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一首诗里把自己比做早期的打字机（“这个书写的圆状物正像我：铁制，但在旅途中容易损坏4需要大量的耐心与策略，再加上灵活的手指……”）；亨利・詹姆斯更是对打字机上了瘾，不听到打字声响简直就做不了文。记得80年代有位美国记者写了部轰动一时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军事博物馆希望他能把当时使用的打字机捐献出来当展品，但他以“我暂时还离不开它”拒绝了。现如今，不管中外，这种打字机已仅能在博物馆或个别酒吧才可见到了。物质――尤其是那些原本与文明密切相关的物质，会融入思想，哪怕它已恍若隔世。

物质融入思想的又一证据，我们可以在《富足的时代：繁荣是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与文化的》（The Age of Abundance.How Prosperity Transformed America’s Politics and Culture，by Brink Lindsy.Collins 4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找到足够的证据。对于财富，我们往往采取批判或怀疑的态度。近一二十年来，西方的政治日益右倾，但知识阶层却多半属于左派，不管是文化研究还是后现代的解构，其抨击的一个主要对象永远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似乎消费是文化反动的罪魁祸首。我们的心态更是如此，以前用“为富不仁”一句话将富裕一棍子打死；现在的市民阶层对“暴发户”大为鄙视，对“老板”也是既爱又恨，其中的“恨”可以高调地陈述，而“爱”只能内敛着，似乎一说出口就是俗与错。然而，该书作者却认定物质的富足与民族的性格有正面的关联。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在他看来，正是在这个时代，美国摆脱了“需求的王国”进入到了“自由的王国”，进而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大致的过程是物质富足导致了潮水般的精神诉求，把美国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美国人评判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准常常随时代演变而有所增减，但有两条似乎较为恒定：选择的多样化与自主化、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机会在“社会的梯子”里上上下下。不管上述论调是否有说服力，我们总得承认，富足终究是利大于弊，社会的合理与进步肯定靠的是富足而非贫困。

据上月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报道，法国新任总统萨克齐入住爱丽舍宫的“标准像”的背景是一排装满羊皮封面图书的古色古香的书架，而这个传统在法国总统那里居然断了已有些年头了，最近的一次据说还要追溯到戴高乐总统。报道还说萨克齐最爱读蒙田的《随笔》，这就与英国新任首相布朗爱读实用类图书拉开了品位的距离。在图书出版不景气、文学的消费量每况愈下的今日，但愿法国新任总统与经典的合影能给文学带来些新气象！

曾有人问“当代诗歌与经典诗歌有什么不同”的问题，有位学者的回答很巧妙：“我们能记住的是经典诗歌，我们一句也背不出的是当代诗歌。”诗歌是文学的贵族，但依笔者的陋见，贵族并不一定就不亲民，当代诗歌也不一定就不能为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我想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写出《两条路》、《修墙》、《雇工之死》等名篇的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了，据说他是当代诗人中被引用最多的一位。哈佛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笔记本》（The Note book of Robert Frost，ed.By Robert Faggen.）可以让读者找出其诗歌里诸多警句的由来。有意思的是，弗罗斯特曾断言“诗人不做笔记，正如同人们有了外遇时不做笔记”，但该书所集录的诗人自1890年前后开始直至1962年末所做的共40余本笔记让他自己的上述说法不攻自破。大家知道，弗罗斯特把绝大部分的草稿都毁掉了，让研究者难以从手稿方面有什么发现。有书评很遗憾地指出这些笔记“基本上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具体诗作起源的线索”，但笔记本里面充满着警句，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他的一些最著名诗作的创作过程。其实，有些诗人与警句家本来就不易区分。因此，读者若对其中的文学发生学或称源流学不感兴趣，至少还可以把该著当作一部“警句手册”来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