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艾田伯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即预见：比较诗学是从比较文学研究不可遏制的理论化倾向中脱颖而出的精英学科，的确，这是一方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对话形态中检阅文论研究者知识结构及其是否秉有敞开性思考的学术领域。当下中国汉语学界进行比较诗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西方文学理论作为他者参照系来反观
但让我们倍感遗憾的是，“一般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普世文学理论”，其体系建构的良好愿望却在它不可回避的宿命中面临着多重尴尬。
第一，“总体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种在本体论上放大化了的普世主义或本质主义的诉求，如果从词源上予以简要追溯，我们会清晰地发现，“总体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从西方引渡过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普世性在没有经过我们有效的思考过滤之前，就被当成在国际学术界具有普遍可操作性的术语而给予话语霸权式的肯定和认同。其实它需要我们予以深度的关注和重新的定位。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普世文学理论”又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回归，企图通过给人允诺一方似乎放之四海皆准但其实却是缈不可待的理论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使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最终在本体论的构成上走向自我封闭和自我终结，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建构和坍塌就足以说明追求“总体理论”体系建构的症结所在。
第二，“普世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在方法论的诉求上是对中外诗学进行汇通整合之后的“创新”。但问题的关键是，自近代中西诗学在对话的相遇中跌向失衡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诸种文论话语在中国汉语语境下的操演更是将中国古典诗学推向了仅仅是被研究的边缘角落，随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西方理论话语在中国汉语学界的粉墨登场，中国现代理论话语的汉语诗学资源是在西方诸种诗学话语的覆盖下呈现出虚假的繁华。中国古典诗学在中西诗学相遇中的被研究及被诠释地位，让人倍加怀疑依据中国古典诗学资源去建构“总体文学理论”体系这一宏大叙事的可能性。
对“总体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简单讨论已经完全足以引出下面的思考：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透视，中国古典诗学是否有必要走出其所依存的原初语境而参与当下？如果有，这种走出的途径又将指向何方？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当下进行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终极意义又将何在？从横向的空间角度来扫描，比较诗学研究的支点究竟何在？中外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又该怎样去界定？同样，比较诗学研究的方法论又应如何去建构？如果假定对话是其重要入思途径之一的话，这种对话平台的搭建又得依赖怎样的对话机制的建立？强势话语在与弱势话语的所谓的对话中，是不是又会演变为强势话语的自说自话？弱势话语的言说主体在比较诗学的对话中又该怎样才能完全摆脱那种“言必称希腊”的自我他者化心理？
面对着无尽的困惑和焦虑，学界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地进行着自己的反思与回应。例如，北京大学陈跃红教授新近推出的《比较诗学导论》，对何谓比较诗学以及如何展开比较诗学实践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作者提出了全书的核心命题――比较诗学即为“跨文化的文论对话”。在该著中，陈跃红对比较诗学的实践方法论体系给予宏观上的有效建构，提出了比较诗学研究即是中西古今的四方对话，同时也讨论了四方对话的入思途径，以及对话过程中翻译的策略性突围等极具有实践意义的方法策略。
但是在当下的跨文化对话比较诗学研究中，恰如作者所言，“基于中西现代性历史进程的落差和理论发展的水准不平衡，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调整和平等对话的态势形成，恐怕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因而我们有必要在对话式的比较诗学研究活动中，保持宽容和平等的文化心态，既要警惕文化霸权主义的殖民色彩又要警惕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陷阱，而应该审慎把握对话研究中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并深刻理解对话话语不断“生成”的本质性特征。
众所周知，在过去20余年的中西比较诗学对话中，中国内地学界所存在的主要形式是被冲击的反应模式，这种主动与被动、影响与被影响的二元对立关系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就没有或几乎没有兑现过。以史为鉴，当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语境下重新去构筑一种新型的比较诗学对话范式时，首要的核心问题或许是提问话语主动权的拥有，换言之，就是我们能否为整个国际学界提出全世界或绝大部分人类所共同关心的话题。
必须予以特别指出的是，在对当下或未来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来源上，我们有必要既要超越中西之争、又要超越古今之争。依据笔者看来，要想真正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命题或概念范畴，在“入思”途径上首先有必要实现由“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彻底性扭转。这种入思途径的转换要求我们应当切实立足于当下的问题现象,确定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所在,然后再于已有的思想论述中去寻找可为我所用的材料。对于当下抑或将来的思者而言，无论是西方诗学还是中国古典诗学，它们都是作为一个远在的“他者”而澄显于我们面前，“他者”的存在只是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做到或是如何去做到“炉锤在我，金铁尽熔”。显然，只有在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诗学进行有效地整合汇通之后，研究者才能在学术底蕴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比较视域，而此种比较视域的存在才是“比较诗学在学科研究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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