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医昌明始自19世纪，其主要贡献源于解剖学的发展。西医进入中国也只在鸦片战争之后，时间并不算长。上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初建南京
另可一说的是，医字原有几种写法，其中“?”、“?”、“t”、“?”，甲骨文中“?”与“t”字，前者从“酉”，指芳香类植物配制的药酒；后者从“巫”，指巫师祈祷占卜却病免灾。可知我们的先民在创造文字时，医术便与“巫术”联系一起。这现象不止于中国，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和希腊的医术，都与巫术和为一体。但是中国的医术和草药在文化发展中渐渐脱离巫术而成独立的救治之方，因此并不可将中医与巫术简单联系在一起。不过中医借助周易理论发展，建立在乾坤阴阳五行等概念基础上，被巫术所利用也难免。迄今仍有借中医行骗之事，大抵已非中医本质。当然不可因此而借口废弃中医。汉代末年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便是周易理论、道家哲学和炼丹方术三者合一的著述，还是医术与巫术同理。不过我们今天的中医及中药，已经脱离巫术而有新的发展，也是不争之事。这里不妨举我母亲的病为例，年已八十的慈母半年前查出患肺癌已是中晚期，肺部肿瘤大愈鸡蛋，初始每日咯血，被湖南湘雅医院误诊为咽喉干燥所致，延宕五个月后转中医院查出恶疾。西医对此症断为半年可活，中医则说调理治疗还可得年余寿命。目前家慈每日服食中药，大抵对延缓恶疾的发展有一定抑制作用。
伴随中医发展最重要的一环节当然是中药。中药的药理为调理补泄，平衡阴阳，因此中国人饮食亦多以滋补为一种养生长寿和却病健康的方法。这种药疗方式经历几千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药简史》与《药林外史》两书，用通晓易懂的文字谈论中药发展的历史，以及历代医药典籍，立论于今天的角度，去芜存精，详解各种规则，无不细备，审视以往中医中药的作用与意义，旨在帮助大众了解中医中药，借叙史之实惠泽民众。
《中药简史》共分8章，计26万余字，由朱晟与何端生夫妻合力写成。其中“中药发展概述”、“炮制的起源与发展”、“汤药剂型的历史”、“成药剂型的历史”、“中国古代的炼丹术”、“中国古代医药化学”是书中主要叙述部分。“古今药用度量衡之差异”与“为什么近代医药化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则为旁述。另含52条小标题，其下有128小章节，详述自古至今中医药历史。纵览全书，对中医药的阐述依引经据典而论，所涉历代医书典籍及故事甚广，阅读亦多有趣味。此书多用心于考据，以概括笔法著述，以结论示人，给读者在对中药历史的阅读上予整体感受。譬如“魏晋南北朝‘散服’风气盛行”、“唐代‘仙丹’主要是砒霜丸”等，都可视为考证之作。
此书除第一章按文献里的年代次序将中药历史作概述，其他章节则按类别如“炮制”、“汤剂”、“炼丹术”等，分别进行阐述。这也正符合中药的特质，因为中药几千年来都在这几个范围内发展。《淮南子・主术训》言“药之凶毒呀，良医以活人”，殷代甲骨文上记载最早的药为毒药“堇”，大约原始人以毒攻毒是早期的药疗行为。作者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原本为“毒药苦口”，古本《史记・淮南王传》和《汉书・张良传》均作“毒”字，可见毒药之药性从来都是我们民族认为医之有效的医理。书中说李约瑟教授论证医药化学最早始于中国，倒是个颇值得注意的话题。中国人使用“炮制”来降低药物的毒性，以及煎、熬、煨、制、炼等，都可从目前所见最早的药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所记有五十二种药方，见到这些使用方法。
《药林外史》名为外史，实则与《中药简史》相类，为郑金生先生所著，分9章37节，约23万余字，所述中药延续发展的史迹更宽泛，两书互为补充，合阅更添趣味。作者在序里谈到该书“旨在谈史求实，虽然也会涉及中国药学史上某些光怪陆离的另类往事，但这些往事皆本诸史料，并无虚构”。可联想到“外史”里多带有传奇与故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题外话，如《本草与文学》一章，谈到药物与诗歌最早的联系是《诗经》，“《诗经》中涉及的动植物数百种，其中有很多可作药用”。尤以晋朝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内容常为后世本草所引用。《药名入诗》一节说“药名入诗，最晚不会晚于六朝。六朝文风绮丽新奇，举凡地名、姓名、数字、卦名、药名等，均可为诗”。其他如王实甫《西厢记》里那首治相思的“药方”曲令，《西游记》里两首药名词，《草木春秋》药物剧本，拟人的“红娘子”毒药等等，都有叙述。
作者在书中常作是非辨别之论，以期让读者对中药得到正确的认识，所谈多有心得：“历代本草书记载的药物功效，并不全来自医生的经验。三教九流，都曾或多或少地对药物的使用产生影响。”
此二书虽为简史、外史，但作者考据之勤、引述之广亦可佩服。“同样的药物，医家用来治病，道家用于长生，染家用来染色，江湖术士用来变把戏”，此话甚堪玩味。
《中药简史》，朱晟、何端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35.00元
《药林外史》，郑金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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