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往返于书斋与现实之间

刘禾

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多年执教于柏克利加州大学以及密西根大学，担任比较文学系和

主要著述

　　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跨语际实践》，美国斯坦佛大学出版社，1995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香港天地出版社，1997 Lydia H.Liu(编著),Tokens of Exchange《交换的符码》，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刘禾《持灯的使者》（主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书写与物性在中国》（与Judith Zeitlin合编），美国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出版，2003 Lydia H.Liu,The Clash of Empires《帝国的碰撞》，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

采访手记采访刘禾之前，看书是必要的功课。可是跑遍大小书店，均被告知售罄。无奈之际想到国图，终于在书架上找到一本磨白翻烂的《跨语际实践》，而另一本《语际书写》却不能外借，仅限当日阅览。

这番曲折经历，让我对刘禾更加好奇，一本学术著作如此抢手，写书之人必有不凡之处。

且不谈《跨语际实践》内容如何，其逻辑严密，步步紧逼的论述风格不能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直到在采访中，听到刘禾说她自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侦探情结时，我这才恍然大悟。

刘禾留着很时尚的短发，前额的发梢还有一绺醒目的金黄色，这和我的预期不太一样；刘禾谈话，也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凌厉，她不时会笑起来，耐心地停下来等我把笔记写完。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关于私人生活的问题，却喜欢滔滔不绝地大谈环保。

那天是个燥闷的桑拿天，我们在紫竹院临湖而坐，品香茗、谈文学，思绪如潮，无边无际。

从纽约的电影节说起

今年4月，我在纽约主办了一个独立电影节，由哥伦比亚大学与林肯中心合作举行，共有五部电影参展，还邀请了贾樟柯和国内几位年轻的电影人到纽约，参加电影节的各种活动。这次活动有相当的影响，让中国当代电影在纽约这个国际大舞台有了一次很好的展览机会。说到办这次独立电影节的初衷，还和看电影《黄金甲》有点关系。去年《黄金甲》在纽约首映，我看后十分吃惊，因为《黄金甲》无论是在影片名称上，还是从画面上得到的诠释上，都充分展示了拜金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流行。看张艺谋的这样的影片，会让美国人误以为，国内的电影人都像他那样拜倒在物欲面前，好像中国的导演和观众全体都丧失了艺术鉴赏力。我办这个电影节，就是为了向国外展示中国电影人的真正实力。

今年夏天我从纽约飞回北京，参加了美术界的几次活动，看了很多展览，也看了孟京辉的新戏。其实，每次回到北京，我都希望看到一两场小剧场的新戏，看不到就会很失望，尤其是田沁鑫和孟京辉导演的戏。今年我很庆幸看到了《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觉得两个演员和导演孟京辉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幽默、犀利、智慧，这部戏把舞台的可能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我看来，田沁鑫和孟京辉是真正一流的导演，可以代表当代中国艺术的前卫性和创造力。除了小剧场，还有无数的美术展、音乐会和演出，这就是北京吸引我的地方。当然，全世界目前都在关注中国的变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会如此迅速地更新自己，但是，由发展带来的问题似乎也日渐明显。

我有近两年没有回国了，这次回来，发现北京的新建筑和新街道给人以更强烈的压迫感，而且空气污染似乎也更加严重。飞机降落的时候，整座城市好像包藏在一只巨大的灰球里面，让人捉摸不透。走到大街上，感觉很惊险，还要重新学习过马路的技术，因为这里路是给机动车修的，不是给人修的，所以人让车是天经地义。可是国外正好反过来，车让人才是天经地义，不然就要罚款。北京的新街道宽大无比，比欧洲和美国城市的广场都要宽，不信你可以测量一下，肯定是世界第一。

我的书斋世界

很久以前，我下过乡，是自己跑到河西走廊去的，一点不开玩笑，我跑下去是为了建设新农村。直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有机会接触乡土中国是很幸运的，而最大的幸运是我们那一代中学生逃脱了除了考试就是考试的苍白生活。我们在乡下吃的苦，并不比当时的农民更苦，因此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说实在的，我宁愿到广阔天地去锻炼，也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做那些无聊的功课，比赛谁的分数高，多浪费青春呀！看着目前中学生的处境，我真的很同情他们。我们知青群体里后来出了很多人，一部分留在国内工作，现在占据很重要的岗位，还有一部分人出国留学。我属于后者，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大变革的旁观者。

为什么选择出国？一两句话说不清，简单说，就是兴趣加机遇。在80年代初期，国内读外国文学专业的人很少，国内大学所能提供的资源有限，学习的欲望迫使我寻求更广阔的天地。在山东大学读硕士期间，我开始锻炼自己用英文写作。那时候我就认为只有掌握写作能力，才算是真正学会了一种语言。后来证明，这些早期培养和铺垫，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下那样的苦功是做对了。

从性格上，我也许是更适合搞侦探或者破译密码，因为我自小就有侦探情结，喜欢刨根问底，对各种符号、密码和线索都感兴趣。这一切都对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有帮助,因为做学术就是要刨根问底，把事情搞清楚，但平常过日子刨根问底就可能招人烦了（笑）。

到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当时不觉得适应美国大学的生活有什么困难，毕竟学生的起居在全世界都没什么区别。使我深感触动的倒是哈佛的学习氛围：开放的课程，让我可以走进任何一间教室；没有借书门槛的图书馆，使我能自由畅读，而这是中国大学所不具备的。

简而言之，我涉足的比较文学领域，在美国是文学理论的前沿，它的研究结果往往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人类学、历史学、媒体研究、社会学等。当代的比较文学是跨学科的，研究工作总是和其他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很看重与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思维的“边界”和学科的“边界”始终是我的兴趣点。要知道，从“边界”出发总能获得研究理论问题的独特视角。这是我本人学术研究的特色，也是我的心得。

如果让我重新再做一次选择的话，那么我想我还会选择在大学里的生活，一辈子跟年轻人打交道，一辈子跟鲜活的思想打交道，同时让自己的心态也保持年轻。从1990年开始，我就在柏克利加州大学任教，培养博士生。12年后，我离开柏克利到密西根大学工作了几年。后来搬到纽约，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主要任务还是培养博士生。在美国培养一名文科博士生，平均要投入6－7年的时间，因为博士生是未来的学者和教授，马虎不得，这一点跟国内目前对博士学位的理解很不一样。我的体会是，培养未来的学者要诀是，在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上把握当代学术研究的动向。所以我总是尽量引导我的博士生关注那些尚未形成定论的问题。事实上，要想真正了解当代理论的精髓，就必须要从那些尚未定论的、有争议的问题入手，从问题切入是我对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基本要求。

说到培养学生，由于科研经费优厚，美国每年都吸引大批的各国精英，促使美国学术界成为世界最活跃的地带。比如说，从美国高校博士生的成分看，外国学生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同样，外籍教授的比例也是首屈一指。而且这是各研究院、科研单位等整个学术领域的共同特点。

讽刺的是，9・11事件中攻击世贸中心的恐怖分子中，有几个人是持着赴美读研的签证入境的，为此美国国会曾一度十分恐慌，试图限制赴美留学的学生人数。当时很多外国留学生尽管拿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却拿不到签证，中国也不例外，学生签证的拒签率极高。但是一年后限制又被解除了，为什么呢？因为限制令下达后，美国的各科研院所、特别是尖端科研领域，几乎陷入瘫痪境地，没有外籍学生和专家的支持，已经影响到美国自身科研的发展。由此可见美国依赖外籍学生和专家的程度之深。

关于比较研究的灰色地带

有关我的研究和著作，我常有尴尬的经历，有一次采访是陈燕妮做的，她对美国学界不够了解，成稿后也没有给我核实，弄得那篇文字有很多错误。最近，让我同样感到尴尬的是《跨语际实践》中文译本的勘误问题，其中错误太多，甚至还有漏印现象。还好，新修订版年内会在国内再版，也算是亡羊补牢吧。

说到《跨语际实践》，这本书是用英文写作的，是一本跨文化理论研究著作。书中我所讨论的理论问题，既是一个跨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这种研究的边缘很宽泛，关心此书内容的人比较多，沾上边的读者就更多，因此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状态：实际读者是远大于目标读者，但是，读者总是受限于学术领域的，那么实际读者就可能对作品的解读有误差。

谈到国内对《跨语际实践》的反应，我在这里主要说一下围绕“国民性”这个问题展开的辩论，其中还有对我的观点的某些误解。我想，有些读者习惯于19世纪的思维定式，喜欢把人的差异一概都归于国界和种族，动辄就把“国民性”抬出来解释历史和现实，这很难说不是国家主义的无意识在里面起作用。同时，“国民性”话语也涉及到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问题，因为从上世纪初开始，知识分子就高高在上地批判中国的老百姓多么愚昧，似乎他们自己是站在中国之外谈论中国的问题，这个姿态很令人怀疑。在我看来，“国民性”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历史涵义，是一个新近的历史产物。但它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理论，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研究吗？这难道不是我们了解近代中国与外来理论之间如何对接的有趣的切入点吗？

“国民性”话语的背后，衬托的是人们对比较研究这个灰色地带的漠然。当研究者将两种不同文化相比较时，往往以二者之间各自有着孤立的传统为前提，却忽略了他们之间从前或者正在发生关系的这个灰色地带。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当人们试图在甲文化中寻找跟乙文化对应的概念时，翻译就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人们又不得不通过翻译本身来表述差异。从认识论上说，这种差异是后于翻译的，而翻译的不可见或透明化，恰恰是比较研究的灰色地带形成的原因。如果这种思路形成定式，就势必造成先入为主的、孤立主义的文化概念。

可是，文化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文化和文化之间永远是相互浸染和渗透的。看看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吧，到处是外来词汇和欧式语法，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充分意识到这种渗透呢？当人们使用一种外来化的汉语来强调中国文化的本位的时候，就已经自相矛盾了。我在《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各章节以及附录中，就分析了大量的这一类的思维范式。

哈佛大学最近出版我的《帝国的碰撞》，它也是一本英文专著。写这本书我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因为里面的研究是我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长期“侦察”到的结果。与《跨语际实践》不同，这本书关注的问题是，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双方的外交和往来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话语和遗产。比如今天已经贯穿到法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体系的主权、公民、君主、权力、治外法权等概念，最早都是从19世纪翻译国际法、万国公法的过程中产生的。19世纪是晚清统治者与帝国列强发生政治和军事冲突的频繁时期，而这一类的冲突往往是文科研究的灰色地带，因为冲突一旦结束就会被人遗忘，人们不再关注这些翻译语汇在冲突中形成的背景。

问题是这些被遗忘的背景是不是应该整理出来？它需不需要我们关注？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特别是我在研究中屡屡发现的线索――帝国之间的礼物往来、传教的翻译、圣经、语法书以及殖民摄影――似乎都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比如，我在美国圣经协会的图书馆意外地侦察到一本精致豪华的文言文圣经，全书封面用白银装裱，内页为镀金纸，几乎和中国从前装裱佛经的做法差不多。我看到的这本圣经，与1894年英美新教女传教士献给慈禧六十大寿的那本豪华版圣经，有着惊人的相似点。1894年正值慈禧六十庆典，女传教士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把基督教精神传达给慈禧太后，于是她们发动全国教徒捐款倾力打造了这件生日礼物。无独有偶的是，维多利亚女王也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对于外国朝觐她的使臣，她都喜欢送一本新约圣经作为礼物，以炫耀她统治下的大英帝国之所以强盛的奥秘。所以，圣经礼物所带来的帝国外交，背后还有着19世纪性别、宗教和殖民统治的大背景。这和我的研究有着紧密地联系，我把这段有趣的故事引入到对基督教、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分析上，特别是这些运动对英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女权运动直接影响到基督教会内部，这是很多研究都忽略的。举个例子，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签署了各种有利通关的条约，英美女传教士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20世纪初女传教士的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男性，赛珍珠的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传教士被派到中国来的。

《帝国的碰撞》很快会跟国内的读者见面，中文翻译工作已接近尾声，年内将和再版的《跨语际实践》由三联书店一齐出版，我希望听到学界诚恳的意见。

大学出版社就应该被养起来

如果拿中美间的学术出版的状况做比较，我觉得美国那边出泡沫的机会要少得多。我感觉国内的情况不太好，尽管国内学术出版的量是猛增的，但是除了个别优秀的学术著作之外，整体上是泡沫化的。这恐怕和学术出版的体制有关。首先，美国有匿名评审制度，评审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粗糙”的学术著作很难流通到市场上。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国内的学者交流过。他们普遍认为匿名评审在中国难于操作，缘由很多，比如人际关系等等。国内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出书人经常要自费出版，这不可思议，学术出版如果掺杂上金钱交易，质量怎么保证？

国内学术出版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重空谈轻学术，尤其体现在文科领域。我每年回国淘书，整体感觉就是出版社是哪个人有名，哪个人“红”，就出哪个人的书，可是那些功底扎实的世界各国当代学术著作，却往往少有出版和翻译，其实真正的学术发展不是靠几个名人，而是靠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和成果。另外，我觉得对国外学术的译介也是杂乱无章，无论是哪一个学科，很难看到有系统的译介。

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以我比较熟悉的美国的学术出版来说，那边出版机构非常庞大，几乎每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社主要依靠大学或研究机构给予经济保障，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只有这样，学术出版才能不受到市场干扰，心平气和地甄选和出版优秀的著作―――这也是学术出版的基本原则。

尽管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外的学术出版机构也开始面临生存的问题，但大多数国家的学术出版，从来没有“沦落”到要为它的“上级”或主管单位挣钱或者是捞钱的地步。我在国外常常听到的是学者抱怨大学给出版社的钱太少，到国内反而听说出版社每年要给大学上交利润。当学术出版成为产业的时候，学术著作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从作者方面讲，大家写作的动机也发生了变化。近些年，在大学，或者是学术机构，不少人恐怕都是为了满足职称和学术成果评定的某种标准，才发表作品的。

如何借鉴国外的学术评审制度

国内目前使用的SSCI作为文科学术研究考查方式，弊病太多了。记得这个方法实行后不久，在2001年8月，《读书》杂志就组织几位国内外学者进行讨论，我当时在北京，也参加了。与会诸位都明确指出这样的制度不可行，认为这不但不能反映出论文的学术价值，而且只能鼓励浮夸的学风，遭受损失的最终是中国学术本身。不幸的是，这个制度还是强制实行了，更不幸的是，我们当时的担心今天都成了现实。在国外，学界的学术期刊的地位或权威性，基本要靠学界的共识，从没有什么“核心刊物”一说，而且一流学府对学者从来不搞“量化”考查。不是什么都要和“国际接轨”吗？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方面就不能和人家接轨，非要有这种贻害无穷的发明？

美国评价教授的成就有三个方面，即研究成果、教学和校内外的服务。在这三个方面，只有教学采用小部分的“量化”。各个系或学院会设计一个表，让学生来填，评价教授的教学情况，学生还要写评语，评语在职称评定时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用产量的概念来衡量学者的水平，在美国大学肯定行不通。一个埋头做研究的学者，一年中怎么能有时间来写那么多论文呢？我愿意再次呼吁，国内高校推广的通过SSCI索引来衡量学术成果的做法是极为错误的，我从未听说任何一个美国一流大学采用SSCI作为学术成就的衡量标准。因为SSCI这类东西在美国多半是图书馆用来编目和学者自己查阅用的，基本在质量上没有什么选择。总之，将SSCI作为衡量学术水准的尺度，是对美国大学机制不了解所造成的极大误解，也是学术机构官僚化――外行领导内行的典型表现――当学术机构的领导者无法判断研究人员的工作质量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这种情形很令人担忧。

毫无疑问，中国飞速的变化非常迷人，这种发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史无前例。对我来说，与生我养我的土地保持经常的联系，争取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算是一种参与吧。我二十多年前到美国，算是文革后出去的第一代留学生。回想我们当年出去留学的时候，很难和家人团聚，甚至连电话都打不了――当时国内只开通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国际长途，而父母远在四川，只能靠书信和他们联系。那个时候，即便想回国探亲，返回签证也很难办，因此我差不多8年都没有回过家。现在回国很容易了，我争取每年暑期都回来一次。一方面是为了探望母亲和家人；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保持与国内学者的交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尽量地去体验和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