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甄西

甄西，日本出版业研究学者。1956年生，四川成才人。1990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

　　读书报：《出版大崩溃》在2004及2005年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去年《出版大冒险》的问世则显得有些平淡，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差？

甄西：在日本，《出版大崩溃》、《出版大冒险》以及其后的《出版大畅销》被称为“出版经营三步曲”。其中，《出版大崩溃》是针对日本出版业展开论述的，《出版大冒险》和《出版大畅销》则分别针对日本的出版社和具体的出版物。

小林一博先生是日本书业一位资深出版人，在业界很有影响。在对日本出版界关注了半个多世纪以后，2001年，他在自己的著作《出版大崩溃》中发出了带有很强的预言性质的警告：日本出版业已进入“下滑不见底、前行不见路”的崩溃状态。该书主要笔墨尽管集中在1997年至2000年，但远涉日本出版业的历史源头，纵横交错，在日本论述出版业的著作中，属拔尖之作。因此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日本出版界的震动，小林提出的十条建议，也被许多出版人捧为圣经。日惟一的出版行业报纸《新文化》报破天荒地在头版头条予以报道，并配发照片，以一本书为头条，在该报60余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

《出版大冒险》的作者长冈义幸算是日出版界中的少壮派，他对“大崩溃”的预警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他认为在不利的大环境下，个体出版社仍然有蓬勃兴盛的空间和可能。他把目光瞄准了日本出版界一些成功的中小出版社，通过对诸多案例的剖析，指出了在崩溃之中求得繁荣的妙方是要敢于打破常规，冒险突围。该书论述的广度与深度均不及《出版大崩溃》，作者名气也逊小林一博许多，故此不可能引起轰动。但因有成功案例的详尽介绍与分析，也成了一些中小出版社的教科书，成为一种常销书。

日本出版业自1997年直到2003年，连年负增长，图书销售额逐年下降，而2004年图书销售额居然增长了1.3％，日本出版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小出版社的功劳在这种背景下，长冈义幸在2004年推出《出版大冒险》，可谓歪打正着。到了2005年、2006年，日本出版业又开始出现负增长，这也更能显现出《出版大崩溃》的预见性。

不过，小林一博在自己书的结束语中讲到：我们这代人已经太老了，日本出版业的未来，可能还要靠年轻人。

在中国，这两本书出版后所引起的反应大致与日本相同。这是正常的。

读书报：能否透露一下两本书的销量？前一本好像还不错，但后一本连印数都没有说明――我们只有500多家出版社，据您了解，图书经销商的购买量占两本书销售量的几成？

甄西：据我所知，《出版大崩溃》在日累计销售超过100万册，在国内由上海三联书店于2004年推出，首印5000册，不久售磬，加印3000册也早已销完。市场上还有需求，因为不断有人来向我索要。《出版大冒险》在日销售也突破了30万册，在国内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于2006年推出，首印5000册也已卖的差不多了，正准备加印。

相比而言，关注《出版大崩溃》的行业外的读者要更多一些，尤其在日本，许多准备进入出版行业的企业或个人，都将它视为了解日本出版业的重要参考书。

读书报：《出版大崩溃》中所揭示的日本出版业的积弊，今天的中国出版业所占有几？该书出版后国内尽管预警声不断，但是否真正引发了积极的改进措施？――我们可以看到，每年新书出版品种仍在不断创出新高，而在“大崩溃”中，“抑制新书出版速度”是小林一博先生给出的很重要的一项建议，他甚至建议日本出版业要将每年的新书品种缩到3万种以下。对比这个数字，结合中日双方图书市场规模等实际情况，您认为“20余万种”的年图书出版量，对于当下的中国图书市场而言是否已经饱和？

甄西：小林一博提出要“抑制新书出版速度”（2000年前后）时，日本年出版新书已近6万种，到了2006年，这一数字已超过8万。日本出版界自己形容为已进入“恶性循环”：书越出得多越卖不动，越卖不动越必须出。因为单本书的销售量下降，导致利润下降，出版社便只能通过增加品种来同市场博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日本2006年出版的八万零六百余种新书中，有超过8000种是自费出版的品种，这部分图书对于出版社而言，至少可做到“保本”。小林一博曾多次撰文，呼吁加大对自费出版的重视，日本也于1997年前后设立了“日本自费出版大奖”，对于一些受众面窄的专业性图书的自费出版，分别奖励出版社和作者。经过十年的鼓励，自费出版的品种在年新书出版量中的比例已有所增加。

对比日本1.27亿人口拥有8万种年新书出版量，和韩国三千余万人口拥有43000种年新书出版量，2006年我国出版图书23万余种（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我认为不能说就已达到饱和。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是怎样调整品种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新书过多的问题。

读书报：还有哪些值得警惕的地方没有引起国内出版界的重视？中国现阶段的出版业，与日本出版业曾经历过的哪一阶段类似？

甄西：第4问跟上一问有联系。我们知道，日本2006年出版的8万种新书里，绝大部分都是大众图书（或曰“一般图书”）――日本教材教辅（他们称为“学参”）的编印发乃至统计都有独立的体系。而我们的23万余种图书里，可能有相当数量都是教材教辅。随着国家教材招投标试点范围的扩大，以及新义务教育法的修订颁行，教材教辅出版的利润将会越来越少。我们国家有多少家出版社已涉足教材教辅出版？企业收益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它们实现？如果大众图书的销量上不去，也许出版业大面积滑坡甚至大崩溃的局面将会出现。现阶段我国出版业与1997年以来的日本出版业已颇为近似，主要表现在新书品种不断增加，但销售册数下降，销售额不见增长，库存居高不下等等。我们应该早早想出对策，调整好出版品种比例结构，把大众图书的销量做上去，鼓励自费出版并加强管理规范。

读书报：概要而言，《出版大冒险》能给国内出版界带来哪些启示？怎么才能做到“既能做好书，又能卖好书”？

甄西：《出版大冒险》主要针对中小出版社给出了经营建议，对我国多数出版社均有借鉴意义。我认为对于中小出版社而言，长冈义幸在书中揭示的两大要素值得重视：一是要守住自己的专长领域，挖掘最好的选题；二是要打通自己的销售渠道。中小出版社的出版品种不可能做到大而全，守住自己的专长领域是生存的根本。长冈义幸在书中描述，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的员工既是编辑，又是推销员，长年分散在日本各地的农村乡间，开展“贴地皮的普及运动”，挨家挨户向农民推销图书，2003年该社的销售额接近了50亿日元―――这就是“打通自己的销售渠道”。我了解的解放军金盾出版社，在2000年以前，社里有一半的人长年背着书往县级新华书店跑，当时金盾社每本书的销量都能达到15万册。

读书报：《出版大冒险》中选取的几家日本出版企业，似乎对一些销售检测数据尤其重视，有的甚至自建系统进行监控。国内目前好像只有“开卷”一家提供此项服务？

甄西：日本出版业对图书销售数据的监测和统计在全世界做得最好，不仅更新速度快（全国图书销售情况的统计每月都能更新），精细程度也很惊人。在日本，有很多机构都在做图书销售数据的监测和统计，比如电通公司、日本出版协会、《新文化》报编辑部等，他们之间互相竞争，甚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收集、提供数据的书业附着（附属）行业。比较而言，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差异大，要做到迅速、精确的统计难度更大，目前我们的统计仍然是“粗放型”的。

这些统计数据对于出版社经营决策的制订，所能起到的参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要做好数据统计，应该比日本更加细化。

读书报：近年来您也在对韩国出版业进行研究，您说韩国出版业正身处“变革”之中？其中有没有值得我国出版业借鉴的地方？

甄西：韩国出版业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后放开，任由行业自由发展，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乱，各大书店疯狂打折无序竞争，严重伤害了出版业的上游企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韩国，韩出版业也不能幸免。此后韩国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国策，网络游戏业迅速崛起，也带动了网上书店的发展。网上书店的打折售书更加疯狂，直接导致了大量中小出版社和地面书店的倒闭。为此韩国书店协会敦促政府紧急出台《出版及印刷振兴法》，规定新书出版一年后方允许打折，折扣也有一定限制，但因为惩罚条款不够严厉，无序竞争的局面并未真正改善。这反而刺激了韩国出版界革新自救，促进了图书市场的繁荣。在2000年到2006年间，欧美图书市场一片不景气，日本出版业出现下滑，中国图书销售增长缓慢，韩国的图书销售反而实现了较大增长。韩国出版人在恶劣的大环境中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痛苦的挣扎中变革自身，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读书报：日韩两国数字出版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还有，两国杂志出版市场情况如何？

甄西：两国数字出版不见多大起色，仍处于带有实验性质的摸索阶段。其中日本的出版社在这方面的探索不多，但印刷业则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按需印刷等。

在两国，杂志都是出版行业的支柱之一。其中日本在1980年以前，图书的销售额要大于杂志销售额，即“图书高杂志低”；1980年以后，情况倒置过来，即“杂志高图书低”；到2005－2006年，两者的销售额已很接近（2006年日本图书销售额为1.009万亿日元，杂志为1.25万亿日元）。日本出版界人士哀叹：日本出版已进入“杂志低图书低”的“双低”时代。韩国杂志销售额始终低于图书销售额，其本土杂志的出版受引进版权（韩国人称之为“合同约定”）――主要是欧美和日本杂志的冲击比较大，但韩国的杂志人比较乐观，也许跟他们“西化”风气渐盛有关。

读书报：您了解近年来中日及中韩双方版权贸易的情况吗？

甄西：中国图书在日韩两国的图书版权引进量排名中，差不多都排在第四、五名的位置，我们对他们国家图书版权的引进量反而很大。当然中国出版“走出去”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而言是在平稳发展。

当然近年来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有亮点，比如今年5月份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孔子学院论坛上，被日本人称为“女孔子”的于丹被邀请发言，而《于丹<论语>心得》日文版也将于9月发行，据说还受到了日本首相安倍的关注。期待该书能够带动一批中国图书在国外打响。

　　读书报：您了解到的日、韩方面的出版社对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评价有哪些？

甄西：据我了解，日韩两国的出版人对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非常重视，在世界出版格局中，他们甚至把自己看作是“半个东道主”，来参与同各国出版业同行的交流。这恐怕与近年来中国经济与国际地位的不断增长提高有关。我们应该向着世界上最好的国际书展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