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作为目前国内在卡夫卡研究领域最知名最权威的学者，您多年来持续不懈地翻译了大量卡夫卡的作品，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叶廷芳：谈不上权威，对卡夫卡作品的翻译也构不成大量。因为我的职业是研究，我只是根据研究需要有时翻译了一些东西，尤其是别人不大
我写有关卡夫卡的论著不算多，除了《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外，论文集《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中有一部分，此外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论文、序言、随笔等有几十篇，总共加起来恐怕还不到60万字。称我“权威”，实让我汗颜。
读书报：您在几年前即着手《卡夫卡美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写作，不知道目前写作的进程如何？预计会在何时出版？
叶廷芳：进展很慢，主要是没有时间。原因除上述外，另一个是社会应酬太多。而这一点又是通过我的一个弱点成为弊端的，即：心太软。不忍心拒绝人家的请求，而一旦答应下来就需要时间去兑现。这方面，我的一个优点也变成了缺点：兴趣广泛。本来，兴趣作为自己业余生活的调剂是一种享受。可如今我因为兴趣而自觉不自觉地闯入了好几个领域：戏剧、建筑、艺术，无论开会或著文，均需要时间。另一个原因是国外没有现成的资料可参考，需要自己去琢磨。
读书报：谈谈当前中德文化交流的现状。
叶廷芳：中德文化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从官方说，他们比我们积极主动。最初（80年代）德国想在我国建立歌德学院，未获我方同意。后科尔总理访华，他直接找邓小平谈，终于成功。这个机构在帮助中国人学习德语、推动中国的文化艺术观念的现代化、加强我国艺术家与国际对话的能力方面起了良好作用。在民间，两国艺术家的相互交流日益活跃。前年冬天我就参加过中德两国艺术家自己组织的在武夷山举行的“互动创作”活动。德国卡塞尔市两年一度的国际文献展，每次都有中国艺术家参加。
读书报：中德两国的民族文化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传统，请您就两国间的民族文化的异同做一下比较。
叶廷芳：一个是工业文化，一个是农耕文化，差别首先从这里产生。从大的方面讲，一个是“出击型”文化，一个是“守成型”文化。
读书报：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了对德国当代著名剧作家迪伦马特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与对卡夫卡的研究相比，您如何看待迪伦马特研究在您整个学术生涯中的位置？
叶廷芳：不是80年代中期，是70年代后期，准确地讲，我研究、翻译迪伦马特与研究、翻译卡夫卡都始于1978年，而且两者都立即引起热烈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到我第一个译本《物理学家》，就主动约我（当时还是无名小辈）翻译一本《迪伦马特喜剧选》。我带着这本刚出版的译本，于1981年秋去瑞士迪伦马特家中拜访了他，成为国内唯一见到这位作家的译者。随着我连续几篇文章的发表，我译的四出迪氏的剧作先后全部被搬上舞台。90年代，拥有迪伦马特全部版权的苏黎世第奥根尼出版社一口气送给我56本迪伦马特的和有关迪伦马特的著作，并邀请我赴瑞士访问了4个月，使我掌握了更丰富的迪伦马特资料。
迪伦马特的作品与卡夫卡的作品有着内在的联系，有很多可比性。幸运的是，我很快发现了这两位作家创作的秘诀都是“悖谬”，我花了一些功夫，领悟到这一秘诀的奥秘，并大加宣扬，使国内不少作家受到启悟，创作出了成功的作品，如过时行、马中骏、罗辑等。
读书报：您在“文革”后期不能正常进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在1975年您与冯至、戈宝权、陈水宜等专家一起，展开了对“鲁迅与外国文学”课题的研究，并于1977年发表了《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文，得到了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的高度评价。时隔30之后，您如何评价当年的鲁迅研究工作？对于近年来在该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声誉极高的学者如钱理群和汪晖等人的学术成就，您是怎样看待的？
叶廷芳：搞《鲁迅与外国文学》那个课题是在没有出路中求出路。那两年我扎扎实实通读了一遍《鲁迅全集》，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国民性的解剖，使我深受启发，并引起强烈共鸣，从此我也感觉到“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感觉到如鲁迅所指出的，中国需要一批“大呼猛进的精神界之战士”，需要将“五四”的启蒙精神继续下去。从此我放弃了加入任何政治党派的愿望，这是我开始自我觉醒的契机。
钱理群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一个严谨的、富有创意的学者。他对鲁迅的肯定完全基于他对鲁迅的深刻认识。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对鲁迅人文精神的开掘、革新精神的阐发和人格精神的分析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我非常敬重他。汪晖比我们小一辈，我也认识，人极聪明。他研究鲁迅的角度与钱有所不同，但也值得肯定。有人说他是“新左派”，但这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尺度。
读书报：与上一代那些翻译家品质精良、文字优美的译作相比，当前出版界的图书翻译可谓问题百出，在学术图书翻译方面尤甚。请问您如何看待此种现象？又该如何进行补救？
叶廷芳：这是目前我国浮躁风普遍蔓延的反映。有关出版商和译者双方都有责任。有的出版社不问自己是否有无外文编辑，为了牟利，只顾抢译、赶译。而有的译者，主要是青年译者，只要有出版机会，不管自己功夫是否练就，也大胆上马。我认为要消除这类弊害，首先出版社必须提高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如果自己没有外文编辑，对于新译者的译文，必须请专家鉴定、认可后，方可采用。
读书报：近年来，您在从事本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性活动，如对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的重视等，请问您最近关注的问题有哪些？以及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叶廷芳：我关心的社会问题较多，限于篇幅，既然你提到建筑，这里就只谈建筑。近十余年来，我国的大型建筑普遍实行国际招标，而且多半让外国人中了标。我认为这是个进步。但有一部分人，包括某些专家权威却不这么看，崇洋媚外啦，缺乏民族自信啦，让外国建筑师把中国当“试验田”啦，等等。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短视的，是民族自恋情结在作祟。中国建筑师只有汇入与外国建筑师的激烈竞争现场中去，才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差距。经过一定时间的磨合与适应，才能赶上外国的水平。因此大可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正如有的中青年建筑师说的：只有这暂时的付出，才有将来在国际竞逐中胜出的一天！这才是民族自信的表现。另外，拟写一两篇文章，驳斥建筑界某些人的泥古、厌新、拒外的情绪和观点。
读书报：您目前正在从事哪些工作情况（如翻译、学术研究等）？
叶廷芳：下半年的任务很重，为三家出版社分别编、写一本书：一本是属于德国文化丛书的；一本是属于图文互见的“我的人生笔记”丛书的；一本是关于卡夫卡的。
读书报：您早年非常坎坷，到今天成为德语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这其间的人生道路走得极其不易。除了勤劳坚韧和惊人的意志力之外，您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所感到的人生况味是什么？
叶廷芳：不服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