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藏书当与私学兴起有关，为了传道、授业、解惑，读书人和教书人当然需私藏一些书，孔子的“韦编三绝”，读的一定是自己的藏书，否则怎能翻三复四地读，而至于简编散断；又由于列国纷争，诸侯罗织人才，读书人各以才识自炫，要说动诸侯，说话就得有根有据，也应该有一些可资参考的藏书。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回家，
私藏的聚集，不外二途，一是社会的动荡，二是旧家的败落。明天一阁的聚书就是因宁波原有五万余卷藏书的丰氏败落，藏书散失，乡人范钦方能借此尽得其藏而建天一阁。清宋楼的佳本善刻，也是陆心源借太平天国起事，社会动乱，在江南大事搜求得来，甚至与丁日昌为竟购而龃龉。当代藏书家也多类此，如1949年和1980年是当代两次聚书的机遇，当时由于公私藏书流散和社会动乱之余，人们对旧事务包括旧籍都有所忌讳，遂为有识者制造了机会。我有不少老少朋友多借此大量聚书而成新兴藏书家。
聚书成家，大多自喜，往往忘掉人间正道是沧桑。聚与散是一对辩证存在的孪生物，他人的散才有你的聚，你若永世常聚，则后人又如何聚书成家。历来的藏书家中有不少人执迷不悟，妄想“子孙，宝之”，世代相传。唐朝有一杜暹，聚书过程比较艰难，所以不愿散失，就在藏书上题了三句话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前二语值得同情，第三句话是为杜绝藏书流散渠道而说的，未免一厢情愿，结果亦未能世代相传。有的还弄些神道设教的传说以警示后人，明代常熟脉望馆赵氏藏书遭火灾，于是有人就听到武康山有鬼夜哭，说是赵氏先人为藏书丧失而哭。清代纪晓岚曾经与朋友讥笑过鬼哭一事，纪说我的藏书都盖上藏章，即使藏书散失，人们也知道这是纪晓岚的藏书，他的朋友马上以“何必盖章”来讥评纪晓岚的欠通达，人都死了，书都散了，还计较是谁的书，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有些大藏书家就另有思路，主张“得者宝之”。他们不是与他人共享知识，乐于借书和赠书，便是将书返还公众，化私为公。汉末大儒蔡邕，藏书甚富，他的女儿蔡琰(文姬)也是大学问家，完全有能力继承和维护好这份遗产，可蔡邕偏偏看中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才识，便举所藏赠与王粲。一个一生聚书万卷的人能在生前亲赠藏书与用者，真是难有的胸怀。他以“散”留下了“藏”，为后世所艳称。明末有位藏书家李如一就说过：“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明确表示要散知识于读者，如果改为“当与天下人共之”岂不更好?清末绍兴藏书家徐树兰与儿子共同建古越藏书楼，订立规章，把家藏图籍公开出借，化私为公，散而不散，徐氏所聚得完整地成为鲁迅图书馆即后来的绍兴图书馆的始基，备受后人尊敬。我在文革扫地时，曾捡到一份破得掉末，有七八叶的小书，最近请人修整，发现是梁鼎芬在宣统三年出所藏在梁氏祠堂所建“梁祠图书馆”的章程。序言中表明自己回故乡广东后，即筹办“以所藏列之祠屋……以为省会学子求益之用”的图书馆，并订立章程二十三条和观书、钞书、借书、读书和捐书等五约，考虑得比较周详。类此散法，还能找到一些例证。这是一种最佳的散法，值得效法。
我从少年时期，就梦想读书和做学问。后来读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有一句话：“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令我铭记终生。从读高中起，我就隔三岔五到天津劝业场、天祥市场、泰康商场等书摊上去淘书聚书。解放之初，我借旧藏散出和书价走低又聚了一批书，主要有五洲同文版的廿四史，到上世纪60年代，大致估计，我已聚有万余册书，那时一门心思聚书，几乎近于贪，没有一丝想到散，万万没有想到升平世界来了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要之举是“扫四旧”，旧书当然是一旧，也在横扫之列。红卫兵多次光临寒舍，我所聚的书一次次地遭到洗劫，不是在门前付之丙丁，就是籍没充公(或入私囊)，这是一次被动的“散”。劫后余书(包括日后象征性地发还查抄物资)仅剩线装书数十册，精平装书不足千册而已，损失达四分之三强，但依然没有散的念头，继续发愤再聚藏书。又是三十几年经营，除了线装书难以恢复收藏外，精平装各书已聚有万余册，满满插架，时有自得之感，仍然没有想过“聚久必散”的正理。直到前几年，北京友人寄来我送友人的签名赠书，并附一信说，在书摊上看到一大批某友人的藏书，其中有许多签名本，偶然见到我的签名本，即贱价买来赠我。这位受我赠书的友人逝世不久，我还写了悼念文章，不意后人已如此快地将他的藏书散之市肆。据知他的后人不是什么不肖子，也是做点学问的，只不过专攻不同而已，是不是为腾居住面积而成架处理?我又从中国书店大众收藏书刊资料目录中，看到著名学者周一良、周绍良先生的藏书在拍卖，并特别标注“钤有藏章”，用以提高标价，让人不寒而栗，似乎感到身后又被出卖一次。不禁喟然一叹!
这些小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有几间屋的藏书，年龄已近九旬，生老病死已经过了三个字，身后任其散失，何如生前自家料理，免得贻累子孙，自然地产生了主动散书的念头。我曾把这打算和一著名藏书家交流，这位忘年友曾以辛勤经营所得，摒弃声色犬马，痴情于聚书。我向他讲聚散之理，他很通达，说他的聚书是一种“玩趣”，以后如何，听之而已。中年人尚且如此豁达，我又何所惜。于是决定亲手散书。化私为公，捐赠社会，不失为上策，但大图书馆不捐，因为它们藏书丰富，无需锦上添花，怕落到巴金捐书被剔旧处理的命运，如是那样，还不如让家属用藏书换几个零用钱。最后决定送还故里，把书赠我故乡――浙江萧山。我提出这一愿望，立即得到当地政府同意，并迅速落实。他们在当地新建3万多平米的新图书馆中，划出一块区域，建立我的专藏图书馆，接受我的手稿、著述和藏书，并因我藏书中有相当分量的方志，又在史志办公室下另立一方志馆。与此同时，绍兴有一失地农民，志在普及农村文化，向我求助，我也承诺赠书。我仅留下我尚需阅读与参考者外，先后捐赠了藏书的大部分。如此这般，我实现了不散之散的心愿，为自己一生钟爱的聚书找到稳定的去处，让我的藏书终得其所，发挥更大的作用，免得日后流落街头。至于剩下的小部分藏书，家人已承诺，一定会遵照我的嘱托办理。两全其美，不亦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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