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有一个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不仅仅在做学术研究，而且还有出色的文学创作。他这样的学者是知道文学创作的其中三昧的。提起他的《草房子》，挑剔的读者也会津津乐道。其实，从他的《草房子
他曾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新人文读本》，很受中小学生的欢迎；同时，由于这套读本的练习具有很强的教学可操作性，因此很受中小学教师的欢迎。这套读本的编选也确实有其特色，其中之一就是“以精美时文为主，兼顾一些经典美文”（曹文轩《新人文读本・序》）。而曹先生认为，经典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典并非生来就是经典，而是来自非经典。因此，曹先生的编选理念既富于包容性，又是相当挑剔的，正如他在序中所说的“以时文为主，但在选择时，却用经典性来衡量”。其实，我想，这套读本受读者欢迎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套《新人文读本》非常注重美文与感动文章的入选”。这就使这套读本有别于强调“思想教育”的那些读本的铁青面孔。
前不久，曹文轩又主编了《新人文读本（珍藏版）》（小学卷与中学卷各四本）。这一套书延续了“以精美时文为主，兼顾一些经典美文”的编选原则，精选出“美文与感动文章”，但是剔除了文后的练习，纯粹着眼于案头欣赏，因此，从选文到装帧，更显“挑剔”了。
如果说“经典性”是检视选文的三棱镜，“时文”、“美文”、“感动文章”就是这三棱；如果说这整套书是具有“经典性”内含的鼎，“时文”、“美文”、“感动文章”就是三个支点。“时文”、“美文”、“感动文章”似乎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但在编选者心中却是同时聚焦的三个着眼点，可以说它们常常是三位一体的。这三个着眼点在编选者心中是同等重要的，任何偏颇都可能导致失衡，这就要把握好“经典性”的“水准”――水平仪似的“水准”。比如，如果把“时文”和“感动文章”过度强调，就可能导致为人们所诟病的“媚俗”，甚至“庸俗”；而过于强调“美文”，则很可能成为调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尽管你“看上去很美”，但是你只能“躲在深闺”的话，那么你也只能凄凉地“美”去（你这个“美”究竟是谁眼中的“美”就很可疑了）。“通俗”与“媚俗”（甚至“庸俗”）只有一步之遥，“醇美”与“凄美”却有巨大的情感距离。我们要的是美得可亲而可爱，而不是“美”得“不俗”而孤傲，也不是“俗”得“可亲”而“臭味相投”。《新人文读本・珍藏版》的选文应该是具有“经典性”水准且美得可爱的时文、美文、感动文章。
《新人文读本（珍藏版）》，曹文轩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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