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南部冲绳岛的那霸市，到北部的秋田县，每到一个地方，逛各类书店都是我的文化大餐。只要有文学书，不论书店大小新旧，抬腿就进。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一家没看到陈舜臣书的。陈舜臣从20世纪60年代登上文坛，笔不离华人，心不离神州，他著述之丰、读者群之大，令我惊叹。小说、随笔、游记、编译，说是著述等
然而，同样令人奇怪的是，走进任何一家书店，哪怕是文学专门书店，也没有见到过一部研究陈舜臣的专著。陈舜臣得过各种文学奖，他用自己的作品和日本社会中那些希望了解中国、中国文化与中日关系的人对话，又使无数人因他的作品而加深了对中国的兴趣，甚至也使有些青年人由于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而加入到写中国的作家队伍中来；而日本文学研究者却缺乏对他的深度关切。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都不能不说是20世纪日本文学研究的缺憾。
他的小说与随笔，虽在中国大陆也有几种译本，对他的历史小说，王向远在《日本中国题材文学史》中还有专章重点描述，但对他的系统研究却姗姗来迟。现在，有曹志伟撰写的《陈舜臣的文学世界》，我们应该庆幸陈舜臣有可能找到更多的知音。
曹志伟的这部著述，对陈舜臣的创作生涯作了全面回顾，将其作品置于日本战后激荡多变的文化潮流与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中加以评价，充分肯定了陈舜臣对20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读过这本书，一定会有许多读者希望走进这位半个世纪在日本写华人、写中国的学者兼作家，也通过他，认识日本的一个时代，一种文化。
陈舜臣父母均为台湾人，生在神户，是吮吸中日两国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作家。要读解这样一位作家，研究他当然是以具有两种文化背景的学者为好。曹志伟在确定研究陈舜臣之后，搜集了陈舜臣的大部分作品。陈舜臣究竟写了多少作品就连高产作家本人都记不清了，因而当曹志伟问作家是否发表过约160部作品时，陈舜臣倍感惊讶。
我读陈舜臣的书，比不上曹志伟读得多，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陆续接触到他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日本的“中华思想说”持有的独到见解。
所谓“中华思想”，是日本学界流传颇广的一个有关中国的关键词。一提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许多学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中华思想”。那么，何谓“中华思想”？据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解释，是指“以实现了儒教王道为政治理想的汉民族而引以自豪、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其文化和思想最有价值而自负的想法”。不论这种概括是否得当，根据这个定义，起码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但是，在现代日本学界，却有人将它的意思大为扩大，似乎中国人无不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最高的文化，故而妄自尊大，鄙视其他任何不同的文化。许多提到中国的书，在解释中国文化现象的时候，都把这个西方人创造的“中华思想说”搬出来，它似乎成了一剂解析中国人举动的万应灵药。
在一篇介绍《论语》在日本近代的文章中说：“中国基于本国文化为最高的中华思想，传统上不承认别的文化的价值”，又如一位评论家在评论陈舜臣的作品塑造了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形象之后说，这是因为在中国有欧美人和日本人都理解不了的“中华思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似乎“中华思想”在中国无所不在的了。
“中华思想”颇为有些比较文学研究者所乐道。有位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把认为凡是本国文化具有最高价值的思想都称为“中华思想”，而把日本这样积极吸取先进文化的思想则称为“他华思想”，说“像法国那样具有强烈‘中华思想’的国度，总要强调本国文学给其他国家的影响，致力于这类研究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相反，像日本这样具有强烈的‘他华思想’的国度，总要强调受外国文化的影响，致力于这类研究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他还引用西方学者的话，把研究中国文学影响日本的文章，都称为“学者的游戏”。这样的议论可能说出了一部分事实，却掩盖了更为重要的事实。不仅很多研究中国文化造诣很深的学者对此常常随声附和，而且近年来主张中国“崩溃论”或“威胁论”(两者时而交替)的人，动辄高谈“中国野心”的人，也对“中华思想说”津津乐道。
“中华思想说”由来已久，而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最多为人提及。那时学术界忙于解释明治维新成功，日本战后迅速复兴的文化原因，常有人举落后的中国为例以作对照与反证。从那以后无数次地被引用与重复，“中华思想”就逐渐成为一些人认识中国人的先入之见。带着这种先入之见，就很难与中国学者真诚平等相待，因为很容易将语言、表情、动作的习惯不同，也视为中国人傲慢的证据。带着这种先入之见，好像中国人都以世界中心自居，骨子里视周边为“夷狄”，对别国文化之长视而不见。这种先入之见，不仅成为阻碍平等交流的屏障，而且使正确观察、理解中国人变得困难起来。社会越发展，这种“中华思想”便越显得渺小，因为在现代人看来，在文化上任何动辄自诩为“世界某某中心”的说法，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可笑的。把“中华思想”的帽子扣在中国人头上，足以让他们矮一截儿。
其实，那些讥笑中国人都有妄自尊大的“中华思想”的人，才是可笑的。问题是谁来对这种曲解中国文化的观点说一声“不”。据我所知，陈舜臣就是一位，而且是最坚定自觉的一位。
陈舜臣在小说中，描绘了许多超越地域、民族偏见而怀抱人类和睦相处的理想、在多民族冲突与融合中独立特行的人物，他反对偏执的民族主义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这种散布偏见与误解的“中华思想说”，才能旗帜鲜明地加以否定。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不止一次谈到“中华思想说”的不当。在他与作家田中芳树的对谈中，他说：“人们经常提到惟我独尊的中华思想，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它的真正含意是消除排他性的成分，包容全部才是中华思想的由衷，也就是说，中华是中间的华，所以将其视为包含一切的观点是可行的。中华思想大体上是本国的骄傲，这种想法谁都会有的，但它同排外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陈舜臣针对将所谓“中华思想”说成中国特产的怪物论调，举例说，幕府末年一位日本人到中国与中国人笔谈，当中国人问他日本“敬何神”的时候，这位日本人马上说日本“万世一统”，故而“冠于万国之上”。陈舜臣进而指出，与日本奉行的“血统主义”相对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兼收并蓄、包容多元文化的传统。如果中国也延续世袭的“血统主义”，那么早就颓亡了。陈舜臣的这些见解，与日本流行的“中华思想说”的喧哗相比，虽然声音显得微弱，却是道出了本质。
记得在我刚从事中日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时候，就有一位资深的日本文学专家告诉我，日本人不爱听中国文学影响了日本的话，言外之意，这样的话让他们的人去说就行了，而我却感到这并不能代替我们的研究。后来，读到陈舜臣的文章，心中便豁然开朗。陈舜臣指出，有些人，主要是属于“脱亚论”方面的，他们的不少结论认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只是表面的，或者即便承认有影响，也好像是从反面来列举的。他指出，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似乎有一种倾向，可能来自“脱亚论”的气氛和作为亚洲盟主的自负，想法尽可能冲淡从中国所受到的影响，人们热衷于发现日本独特的东西，甚至借助外国人的力量。这虽然是可以的，但是过于轻视中国的影响，那就会远离真实。陈舜臣更以“仁”这样的观念在日本的接受过程，说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温故知新，陈舜臣这些话仍有现实的学术意义。近年来，否认或贬低中国文化影响的日中文化“异母论”等的出现，都有过于拉大中日文化历史距离的倾向。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人，也必须面对那不屑一顾的嘘声。同时，仍有学者尊重历史真相，以追求真实的真诚与执着注目于两国的文化因缘。这些学者是我们首先应当注重沟通与对话的对象。
陈舜臣对于自己的两种文化故乡都心怀真诚，他期待日中两国和睦相处，人民相互理解，愿通过自己的作品，减少一点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中国文化的隔膜、误解和不理解。他提出的“邻人说”，强调日中互为邻人，是不可更改的现实，因而需要认识邻人是和自己不同的人，而不宜随心所欲地制造邻人的形象。陈舜臣长于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说明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往往运用两两相对的语言，如说中国人注重过程，日本人注重结果；中国人多用说服主义，而日本人多用命令主义等等。这固然是20世纪比较文化常用的方法，具有简明易懂的特点，令人感到亲切，但也易于偏向两极化，导致以偏概全。陈舜臣这些说法，又完全是基于两种文化平等、足可相互补充的认识，而这恰是我们阅读陈舜臣常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
陈舜臣的小说、随笔、游记、译作，文字风格各异，而大都晓畅而多滋味，所以他那常谈常新的中国话题，能够抓住日本读者半个世纪。曹志伟这本书文字也相当平实。多年以来，比较文学界比较时兴一种“玄味”十足的文风，青年学者时常怕有“无理论、无深度”之嫌，而忙于追寻“新概念”，当然这也是“一体”、“一派”，且有利于追新逐异之便。不过，如果因此而丢了“摸透材料、想透问题、说透焦点”的功夫，就可能弃本逐末了。平实不等于直白，相信曹志伟的下一部会写得更为透彻和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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