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我没有选修过罗庸（膺中）先生的课，但是膺中先生在联大的声名对于当时一代人是如雷贯耳的。当年联大曾经举办“文史讲座”若干讲，膺中先生讲杜甫，旁征博引，谈笑风生，距今六十年了，当年聆听者至今记忆犹新。据《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文系史》所载，罗庸先生所开的课程计有
我是1939年在上海统一招生时报考联大化工系的，1940年暑假随历史系大三高班同学王恩治学长学了俄文，二年级转读外文系，其后休学到外地教书两年，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发生了兴趣，为罗常培（莘田）先生的语音学所吸引，因而回校又转读中文系语言组，同时仍在中学里兼课维持生活。按规定必须在两年内修满语言组的全部必修课42个学分，否则毕不了业。所以，虽然文学组课程多么有吸引力，我也无法选课，只能心向往之了。我手头有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1944年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五大教授在联大南区院内合拍的那张相片，是中文系师生欢送罗常培先生去美国讲学时的留影。中文系莘田先生和膺中先生有“大、小罗先生”之称，他们不仅都以学问博大精深著称，而且也都以善于讲课闻名全校。两罗先生各有自己的风度和特色，刘又辛学长在他的《洽学纪事》里有动人的叙述。大家公认，膺中先生讲课不仅音调铿锵宏亮，语言风趣幽默，而且在不同规模的听众中音量的控制都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地步，自然，这只不过是其余事而已!
联大50周年纪念文集《笳吹弦诵情弥切》里有吴晓铃先生一篇文章《罗膺中师逝世35周年祭》，讲到“众所周知，先生的道德文章属于儒家正宗，其中还融有释老之学；如果生当唐世，近乎谓‘三教论衡’”。同时讲到：“可是众所不知的是，他竟机智地在北平兴华街院内特务盘踞之下，隐蔽了齐燕铭兄和不少共产党人的家小。……哪里是晏如也，是在不波的古井下沸腾着亟待喷发的溶浆。”
我再提供一个旁证。在1946年夏联大结束，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制造李、闻血案之后，我也看到晓铃先生所写罗庸先生儒雅宴如的另一面。1945年我又从鹤庆回到昆明复学，在昆明市立女中兼课，同时推荐几位联大同学一同去教书，那是因为该校校务主任是我爱人的姨父。“一二・一”运动期间，我跟与我同在该校教书的联大同学陈耀昆、文波(王凡)、邱熙(邱东)、萧学恺(浙大的)等联合该校进步教师，同该校反动教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市立女中的学生在运动中表现是不错的。李闻惨案之后，我参加了闻一多先生的丧礼。市立女中校务主任对我说：“当前形势不比联大在昆明的时候了，为安全起见，还是离开昆明为好。”也就对我没有续聘。李广田先生就介绍我到魏泽馨先生主持的南菁学校去教书。之后，我到膺中先生家去看望先生。先生此时留在昆明师范学院继续主持中文系，为云南培养师资。先生对我说：“闻先生的事决不能善罢甘休!”他告诉我，民盟中央的代表周新民先生将到昆明来跟云南省国民党当局办交涉。而他，正为新民同志的到来做些准备工作。先生没有细说，但我看到先生坚定刚毅的眼色!我对先生平素宁静恬淡的风度是景仰有加的；这次我可看到一位正气凛然斗志昂然金刚怒目式的罗先生了；不久，业师王力先生函召我去广州中山大学在他新成立的语言学系当他的助教，我才没能留在昆明。匆匆离去，也没来得及向先生辞行，不料竟成永别!
膺中先生不幸在1950年6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据说他离开昆明师院，正是因为1947年间他竭力营救进步学生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已被列入被迫害的黑名单；是在昆明地下党马曜等同志的动员下才不得已离校的。
联大同学没有人不会唱联大校歌的，膺中先生正是校歌歌词的作者，并模范地体现了校歌的志趣。先生的书法，在当年书家如云的联大教授中也是享有盛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即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共为传世精品。 （选自《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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