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把“不可能”排除在外时，舍洛克・福尔摩斯却断言，“真实就在那些看似可能性不大之中”。这个看法不错，也是基本常识，但并不正确。你若排除了“不可能”，那么留下来的仅仅是那些可能的情况。诚然，可能之事无穷尽，但其中仅有一个是真相。
但是，这并未让一大批土产的福尔摩斯们放弃解开这个挑战全
我们需要发现这个侦探故事将如何结尾，对此许多人以为他们知道。作为同一个民族，我们都是彼得・威姆塞（Lord Peter Wimsey,一位虚构的侦探，出现在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塞耶斯的系列探案作品中）与马普尔小姐（MissMarple，是阿加莎・克里斯蒂12部探案小说里的“老处女侦探”）的近亲。业余侦探在我们的大众文化里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们发现了别人遗漏的线索，走的是人们意料不到的路径，最后通过不动声色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答案，而这正是被那些行为笨拙、仓皇失措的职业侦探所忽略的。
请注意数量巨大的书斋警察密探们在互联网上交流关于马德琳・麦卡恩遭遇的理论。他们中的成千上万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上散开，并不放过一点细节地搜索马德琳失踪的普拉亚达卢兹（Praiadaluz，葡萄牙海边的一个旅游胜地）周遍农村。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论。
麦卡恩失踪事件以几乎奇特的精确度与我们的文化期待模式接轨：天使般的女孩、富有魅力的夫妇、神话般的背景、一两个据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外国警察。甚至还有以邻居的面目出现的嫌疑分子来转移视线。一大堆的技术知识还向我们扑面而来，读者与旁观者并不能具体知晓，只能望洋兴叹。案件侦破的进展受阻后，突然峰回路转，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在典型的侦探惊险小说中，这个故事将以下面两种方式之一作结：由于找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最好是孩子安全归来，麦卡恩夫妇免受指控；如果是人们连想都不愿意想的另一个结局，媒体就会对美色的蛊惑性一阵挖苦，这正是该类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现代探案小说的鼻祖是美国作家爱仑・波。他在1841年3月20日出版了《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该作品立刻被赞为“一部恐怖而极吸引人的虚构作品，批评家们指为一种新文类――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然而，侦探小说也许更深地扎根在英伦而非其他地方。在20世纪20年代该文类的黄金时代，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与玛格丽・阿林厄姆创造了一个业余侦探掌管案件调查的世界。这些年来侦探小说一直在演变，但其基本元素几乎不变。
每个时代都会有犯罪故事来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的恐惧和欲望。1888年，伦敦东区发生系列杀人案，大量妓女遇害，这就是著名的杀人魔王杰克碎尸案，但专业刑侦机构却未能破案。独立侦探福尔摩斯就在此时应运而生，这并非偶然。20世纪20年代常有谣传说男管家把毒药偷偷地放进乡间别墅的大门内，这反映了中产阶层对社会结构变化与罪恶无处不在的忧虑。
因此，一个创造了柯南道尔与克卢艾多游戏（Cluedo，一种抓获杀人犯的棋盘游戏）的民族，纷纷起来投入到寻找马德琳・麦卡恩的行动之中，这并不令人惊奇。这种冲动基本上是个义举：我们想要提供帮助，并且设法解开这个谜团，至少给予它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且从彻底了解“这是谁干的”之中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然而，现代刑侦并不总是按这种模式进行的。大多数小说中的侦探们在现代的案件侦破过程中将无所作为。福尔摩斯在文学中是位巨人，但他不讲科学、不讲逻辑，将是一个非常没有前途的侦探。克里斯蒂通过作品激发了数百万只平凡的眼睛，因为其作品基于以下认识：“当人们视而不见时，总是非常有趣的。你若看不出某种东西意味着什么，那么你一定是观察的角度或方法不对。”更确切地说，你若不知道某种东西意味着什么，也许你是缺乏理解它的训练，因此应该让对此有足够理解力的人去观察。
现代的侦探工作是计算机、互联网与精细科学的某种结合。它乏味、费时又通常是不全面的，很少能得出有条理并令人满意的结果。真相捉摸不定，案件得不到解决。
卡尔・荣格曾评论说，现代侦探故事“帮助人们没有危险地经历所有的激动、热情与欲望，而这些情绪在社会的人道秩序中肯定是受到压抑的”。无疑，许多人从见证与思考发生在葡萄牙的这个活生生的侦探故事中，感受到了某种逃避现实的刺激。这并非邪恶，但也非现实：生活很少会以我们期待的方式去回应艺术，同时，当我们把这些事件放在侦探小说的框架内予以审视时，就出现了一种危险，即我们将之降格为一种想象的空间，而不再看做是残酷无情的现实。若把麦卡恩系列事件看做是一个神秘案件，其明白无误的恐怖色彩势必将大打折扣。
我们盼望麦卡恩梦魇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最好是女孩被找回，父母的嫌疑自动破除。但更大的可能是在混乱、不确定或许悲剧中落下帷幕。我们想要（并期望）大团圆，或至少给一个答案。然而，正像在现代犯罪侦察中常发生而在虚构世界里却极为罕见的那样，这很可能又是一个根本没有结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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