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李广田先生，在云南的知识界中，可谓无人不知晓，他是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先后两度在昆明生活。第一次是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第二次是解放后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两次加起来，他在昆明度过的时间长达11年以上。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文学理论和评论，其中许多是在昆明写下的，文章中讴歌昆明
1940年我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在四川叙永读大学一年级。我的国文课有幸被编在A班。授课老师有三人：杨振声教授教现代文学，彭仲铎副教授教古典文学，刚进入西南联大的李广田先生教作文。他和杨振声教授都是山东人。杨振声教授身材高大，满口京腔。李广田先生与之相比，就显得矮小，说的是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常穿一件蓝布长衫，说起话来常面带微笑，谦虚和蔼，平易近人。
我们每两周写一次作文。他批改作文极其认真负责。第一次作文题是《桔林》(叙永盛产桔子，师生常在晚饭后到桔林中散步)。我的这篇作文受到他的好评。他在有些句子旁加了红点，表示充分肯定，在有些段落上写了评语，并在全文末尾写了总评语。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在课堂上不仅讲解我们作文的得失，而且还教我们怎样写好文章。他反复强调：第一要多读，要研究别人的文章，学习别人的好经验；第二要多写，要不断实践、总结，这样才能提高。
我参加的党领导下的“布谷文艺社”请李先生担任了导师。他和穆旦(查良铮)的诗都在我们壁报上发表过，为我们壁报增色不少。我和同班好友秦泥、何扬去过他家拜访他，一起讨论我们壁报上新发表的文章，他谆谆指点我们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样才能写得深入，才能得心应手。
我们经常谈到的，除写作上的问题外有时也涉及时事政治。有两桩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桩是他从山东随学校逃到四川的情况，一提起日军法西斯暴行，他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另一桩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也波及到我们那座偏僻小县城。宪兵也来我们学生宿舍搜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恨。
1941年暑假，叙永分校撤消，师生全部返回昆明。李先生在联大中文系讲“文学概论”。我们“布谷社”并入了“冬青社”，导师除闻一多先生外仍有李先生，故和他仍来往较多。
在1941到1943这三年中，我常去李先生家中，求他帮我改稿、评论并指导我写作。我的有些文章就是由他推荐给报刊发表的，其中有一篇的题目《自然哲学》还是他改的。他的住房可能原是省商校的一间教室，中间用布隔成两间，一间卧室，另一间作厨房、饭厅、工作室和会客室。后来迁到了翠湖北路一幢民房内。由于他担任了学生文艺团体的导师，常和进步学生接近(这些学生中，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满腔热忱地辅导和提携这些年轻人，自己思想上也受到学生的影响。他在《自己的事情》一文中说：“在这里，我接触了更多的青年朋友，我从青年人身上得到力量，得到支持。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的精神，却是奋发的。”1945年他积极参加了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并写了《不是为了纪念》一文和新诗《我听见有人控告我》。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反动派杀害，他对反动派的暴行提出了愤怒的抗议。
从1940年到1946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的六年是李先生一生中很关键的时期。在那样浓厚的学术自由的气氛中，他用马列主义阐明文艺理论，并写了许多文学评论。他写的文章，视野更为开阔，取材更加多样，爱憎更加分明，更富于战斗性。李先生曾说：“我以为‘人的改造’应是长期抗战中的一大收获。没有这一收获，则抗战胜利恐无希望，即使侥幸胜利，也保持不住。”这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写的许多杂文和文学评论中可以看出。
1944年初，我应征去当译员，离开了昆明，和李先生中断了联系。等我再回到昆明，他已随联大北上了。虽然我们失去联系，但很凑巧的是他所写《论马凡陀的山歌》一文和我所写《论农民的诗――评艾青的〈吴满有〉诗集》一文，同时发表在1947年1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中共在蒋管区出版的机关报）文艺副刊上。在这篇文章中，他虽也指出了马凡陀(诗人袁水拍笔名)山歌的一些不足处，但更多地肯定了他的正确方向。他在文中写道：“……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必须面向人民，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所以马凡陀的路又是我们大家的路。恰如在肥沃的土壤中才能生出各种各样的奇花异卉一样，只有在人民的大海里，才能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诗人。”
1952年，我奉派为昆明师范学校校长。一次，我在省教育厅楼梯上突然遇到李先生，迎面相逢，我又惊又喜。他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蓝布大褂已换成藏青色毛呢中山装。他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告诉我，他这次来昆明，是受命为云南大学副校长。后来我应约去他家作了阔别多年后的畅谈。谈到杨振声教授曾希望他去山东大学任副校长，但他因一是组织上的派遣，二是解不开昆明这个情结，终于回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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