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60年前，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不仅是昆明民主斗争的核心人物，而且是推动中国新诗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家。他发表了很多重要言论，这些言论生动而深刻，不但对
抗日战争开始，闻一多先生跋山涉水，由北往南徒步长征，来到了封建、落后的山城昆明，亲身体验了中国下层民众的艰辛苦楚，他进入了新的生命历程。这以后，他几乎没再写诗，也不画画，而是写批判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杂文，发表演讲，朗诵别人的战斗的诗篇，并且像鲁迅那样，用自己胸中炽热的火种，去点燃下一代人心中的火炬。闻先生是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的导师。按西南联大训导处规定，学生集体活动要有教授“指导”，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要教授负责。这本来是国民党“聪明的”党棍们发明的一种“防火”措施。但没想到，闻一多导师，却和同学们一起放火――放争取民主、消灭反动黑暗统治的火，这火越烧越大，从祖国西南烧起，一直烧到北平以至全国。
1944年4月9日，联大十多个喜欢写诗的同学，步行20多里，到昆明郊外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闻一多先生家，向他请教，并请闻先生担任导师，成立新诗社。他领大家到树荫下的草地上围坐成一圈，听同学们朗诵自己写的诗，并不时发表意见。他首先批判中国传统的“诗教”，说“温柔敦厚，要不得！”他说，旧社会的诗人一向把诗当做媚人娱己的玩意儿，我们不要这样的诗。作诗不是重要的事，会不会作诗，作不作诗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先学做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不要做反动统治的奴隶。诗人应该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要理解人民的痛苦，做时代的“鼓手”，喊出真正的人民的呼声。
他说，“咱们的新诗社，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新诗社是写诗的团体，但它应该不同于过去和现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组织的团体。它应该是完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形式上新的诗，更要写内容也新的诗。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他说：“当一个人对生活有了这样那样的感受，他心头在激动，他想把这种感受倾吐出来，争取别人的共鸣。他要用最好的语言去激动别人的感情。这样的诗才会真实，才会有内容。但是，这样的诗也十分危险；如果他的感受只是个人的休戚，如果他的感情只是无病呻吟，那他将糟蹋了自己，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欺骗了别人的同情。你们也就可以明白，过去我说过，诗是不负责任的宣传，简直是胡说！只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才有这样的闲情！你说了话，你发表了东西，你就会这样那样地影响别人。如果说，他是出于无心和幼稚，咱们也得和他大喝一声！”
闻先生批评自己以前说过的话是“胡说”，这不仅在旧时代难得从名学者、名诗人口中听到这种话，就是在今天，也并不多见。这些话，对我们今天写诗的人也是可贵的。
当时，书店出的诗集和西南联大墙报上的诗，有不少闻先生所说的“无病呻吟”，有的就像外国蹩脚作品的译文；有的长如瓜藤，读不断句；有的虚无飘渺，如读天书，离奇古怪，无所不有。这些诗，大都标榜“清高”，“为艺术而艺术”，摆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不染红尘的模样，实质上是引导同学们闭起眼睛不看血淋淋的现实，叫知识分子把灵魂自我禁锢在自私的蜗牛壳里。而闻一多作为新诗社的导师，是反对写这些东西的。诗如其人。因此他说，要写新诗，你就得做新的人。他痛斥那些“堕落”“无聊”的东西。
闻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新诗的标准。后来新诗社就一直按着他的教导前进。
新诗社当时订了四条纲领：
一、我们把诗当做生命，不是玩物；当做工作，不是享受；当做献礼，不是商品。
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
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
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
现在重温这些文字，我胸中不禁涌起阵阵热潮！民主的前途就是诗的前途！在为真正的、彻底的人民民主而奋斗的今天，我愿意把这些装载着革命先烈思想与品格的语言，献给为新长征而努力写诗的年青同志。
诗“可以群”。闻先生用力发挥诗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国民党叫嚷“闻一多煽动青年”，最怕闻先生“煽动”。他朗诵共产党员――艾青和田间――的诗，而且还加以讲解，大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叫人们当旧时代的叛逆，他像摇着鬃毛的狮子那样在台上呐喊！新诗社不断举行朗诵会，参加朗诵的人愈来愈多。我们说，新诗社的大门是打开的。许多校外的同学、公务人员、中学教员、报馆编辑、记者，也带着他们的诗来参加朗诵会，成了新诗社的社员。我们开过几次千人以上的朗诵会。闻先生和大家一起朗诵，他那像大提琴一样的声音、卓越的朗诵艺术才能，经常把群众的热情推向高潮。
随着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浪潮不断高涨，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闻先生带头参加各种群众活动，为民主呐喊。他说：“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没有民主，也不可能发展科学。”但是，他心目中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的“民主”，也不是仅属于官员、知识分子（今天所谓“社会精英”）的“民主”。他对我们说，民主，不是要我们这些人做主，而是要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
在《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一文中，他说，“我们要争取民主的国家，因为这是人民的世纪呀！”他的诗充满对旧社会的憎恶与创造新世界的激情，写诗对他是人生重要的使命。他认为诗人必须对人民对社会有高度的责任心。他说，“诗人在作品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影响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影响我们……我们要求他们对作品负责。……负责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了，我们为了诗的光荣存在而辩护，所以不能不要求诗的宣传作用是负责的，是有益于社会的”。这些话，对于今天那些写不让读者看明白的“诗”的作者和根本不考虑人民群众需要的编辑，都是中肯的忠告。
他强调文学的“人民性”，推崇屈原、杜甫。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说，屈原是被人民热爱的，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的。《离骚》和《九歌》都是民歌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
他说：“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闻先生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先生的心和行动，是与屈原、杜甫同样的。但他用生命写的诗，却更为光辉、壮烈。我希望今天中国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都以闻一多为榜样，以屈原、杜甫、鲁迅为榜样，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爱我们的人民。
闻先生要求诗参加现实斗争，但并不是说写诗不要讲究艺术性。他说，用诗来宣传思想，诗本身并不重要；如果能达到宣传的目的，诗写得不像诗也不要紧，它可以像小说，像戏剧，人们可以在表现技巧上做种种试验，因为诗有无限的弹性，可以变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而固执与狭隘是诗的致命伤，……但是，诗必须有艺术感染力，否则就达不到宣传的效果。后来，他把这些话写成了一篇文章。今天我们看，这样的见地是非常大胆的，又是合乎辩证法、符合诗的艺术规律的。用不着怕“宣传”两个字，我们就是要宣传真理，宣传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好人好事，打击损害人民的丑恶东西。
闻先生的指导使我们明确诗的任务。我们除了开朗诵会，同时也出墙报；前者是运动战，后者是阵地战。在反动政权发动内战期间，半夜里，我们把墙报贴在一块大木板上，在四周用红纸剪贴成一团团火焰，挂在靠校门的墙上。第二天一早，它跟前就站满了人。那个挂着联大教授招牌而实际是国民党管三青团的党棍走进校门，就盯着这团火看了半天，满脸不高兴。同学们看到他那副脸色，就高兴地跑来给我们报信，我们都乐得哈哈大笑。不久之后，新诗社举行朗诵会，三青团就故意捣蛋，捶教室的门，怪叫，可是他们就是阻挡不住群众开会，阻挡不住争民主的汹涌浪潮。
当闻先生的脚步走到昆明人民大众中去的时候，新诗社的阵地和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我们用报纸副刊的形式，出版了多期《七月诗页》，自己拿到校外去卖；还出版了戈扬的《抢火者―――“一二・一”运动的叙事诗》和杨明的《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等诗集。1944年为贫病作家募捐，在后方各大城市募捐的300多万元中，新诗社就占36万元。这个数字可以说明，当时它在昆明有着相当大的社会力量支持，而这和闻先生的号召是分不开的。新诗社最积极的社员何（孝）达做了大量工作，写了不少好诗，受到朱自清先生的称赞。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与国民党独裁统治展开激烈搏斗的“一二・一”运动中，新诗社有三个社员被国民党杀伤，缪祥烈同学被炸断了一条腿。为争民主，我们的战友流了鲜血。
我们的导师闻一多先生，无论在我们学习写诗的时候，还是在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都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心连着心的。
新诗社聚会，大家带着自己写的诗来，互相传阅，自己朗诵，请大家批评，提意见。这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方式，对提高写作能力很有帮助，而且可以增进集体间诚挚的友谊。闻先生只要能挤出时间，便来参加，和大家一起看诗、听诗、提意见。我们看闻先生，他既是我们最可信赖的老师，是我们敬爱的爱国诗人，又是像父兄那样关心我们的长者。闻先生对我们真是太重要了！
一次，新诗社在一座破旧的小木楼上聚会，闻先生穿着灰布长袍、拿着手杖来了。他见到大家，很高兴。请他坐床上他不坐，靠墙边几个社员坐着稻草绳编的矮墩子，他便挤到他们中间去，说：“我到你们中间是来取暖的！”我带了写抗日战争的短诗《山，滚动了！》，请闻先生批评。他看了一遍，便开始朗诵，大家听着。我觉得闻先生朗诵的好像不是别人的诗，而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十分激动，感到幸福，可是后来完全记不起闻先生和大家都说了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有同学告诉我，这诗在《云南日报》发表了，署我的名。我至今不知道是谁给报社的，但估计是闻先生。后来又听说他把这诗编进《现代诗抄》（《闻一多全集》），并且译成英文寄到国外。我当时写诗，根本不是为了出名、做诗人，如果闻先生没有发现这首诗并且如此重视，也许它就留不下来。今年春天，我的老友诗评家宋垒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华人世界”节目中，看到澳大利亚侨胞的孩子们朗诵《山，滚动了！》，他很激动。这说明这个作品有长久的生命力，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那时候，我常在碰到大问题思想苦恼时跑到闻先生家里打扰他，经常看见他在低头刻图章。为了养活一家8口，他常熬夜，眼睛里满是血丝。每当此时，他总是放下刻刀，和我谈国际形势，谈苏联红军解放东欧。他给我粗草纸印的《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嘱咐我好好看这本书。我参军抗日，曾把我要打日本鬼子也要改造旧军队的思想告诉他，他用篆书写了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送给我。在印度，我看到印度人民被英帝国殖民者剥削、奴役，十分穷苦，和中国老百姓同样可怜。我当时没有马列主义的科学认识能力，看不到人民革命的力量，看不到光明，觉得中、印人民前途没有希望。我以浓重的悲观情绪写了一首《黑土》。其中有“时间拖着灰色带血的长尾巴，沉重地压着大地。……人群瞪着昏瞎的双眼，在荒原上流荡……”回国后我请闻先生看。他在一些句子下面用粗铅笔划了几道，旁边写上两个大“？”。下午他在学校给从军返校的同学讲话，说，“今早，有一个从军同学给一首诗让我看。好诗，但写得我不同意。他说印度人怎的没希望了。是人就有希望，只要我们觉醒！除非我们是苍蝇，是臭虫……尽管受尽压迫和痛苦，终有一天是印度人的世界，而不是英国人的世界。印度有期望，何况我们中国！”我坐在会场里听着，想了很多，觉得开了窍！闻先生真了不起，他学习马列主义学说，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件，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此时他已经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和未来了。今天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就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闻先生曾想去延安，中共南方局同志劝他留在昆明，他的工作和影响是无人能代替的。但他实际上是以革命战士的精神、意志对待生活和斗争的。联大同学陆续北返后，国民党特务装扮成疯婆子，常到他宿舍周围造谣恐吓，他的处境已很危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请他讲学，高薪，还可带眷属。他说：“这时候不能远离斗争跑出去！”同学们担心他的安全，请他和大家一起离开昆明，他觉得工作不能放下，坚持要等到最后才走。他无私无畏，以大勇精神面对牺牲，以碧血丹心，培育新中国的火种。
我们新诗社的社员们都非常敬爱闻先生，他是我们真正的导师。解放后，我在《文艺报》工作时，写文章用了不少笔名，避免“个人名利思想”。后来基本上就用“闻山”，我以此纪念闻先生；觉得提起笔就要依闻先生的嘱咐去写，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有益。特别是闻先生批评我的那些话，使我终身受教，时时警觉。但是，每想到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冯至、李广田先生这些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师，我都感到非常惭愧！我所做的是多么微薄！
1946年夏天，当西南联大结束了历史任务、学生都离开昆明之后，残暴的国民党匪徒就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我当时正在路上，在广州湾（今天的湛江）听到报童喊“闻一多被害”的消息，我如被雷击，不知所措。满街凤凰树花就像流淌的鲜血，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们一定要为闻一多先生报仇！
回到北平，我把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带回清华园。依照闻先生的教导，继续与反动的蒋家王朝作斗争。1947年7月15日，在清华大礼堂召开闻一多先生遇害一周年纪念会。我以新诗社、阳光美术社的名义，写了一首悼诗：
“告诉民贼们，闻先生没有死！闻先生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闻先生的意志，是人民的旗。闻先生在人民心中生了根，我们的导师怎么会死！”
这诗后来我都忘记了。“文革”后《吴晗传》出版，我看到书中吴先生在那次会上讲话的照片，背后就是蓝纸白字写的这首诗，每个字都很清楚。我把它抄下来，寄给《诗刊》发表了。
闻一多先生是不会死的。他和屈原、鲁迅永远活在中华民族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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