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在《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创刊时，写过一篇给作者和读者的长文《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的变迁》，解释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雄心和抱负，并且初步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所涵盖的领域，尽管此一界定实际上由于范围广泛未能得到严格执行。
从《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目前6辑刊发的文章来看，纯理论研究
当然对主流“新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偏离，并不意味着《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偏离主流理论，相反其应用性研究的文章不论是从形式还是从议题而言，都是非常主流的。其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与《经济研究》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另外较为侧重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这一项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强项。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等不同，浙江大学的经济研究大部分是从本土资源汲取力量，土生土长出来的，而迥异于前面所提到的海归执掌经济研究的大学。因此尽管在形式上有所欠缺，但从问题意识上来讲却具有优势。浙江是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扶持少而自发经济多的地区，这给了研究者以近距离观察的优势。例如曹正汉的《民营企业在组织形态上的政治特征及其演变》一文，就对温州民企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这需要第一手的观察资料，与从论文堆里看问题的研究方式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其复杂性需要贴近事实的观察，也需要对理论的不断探索。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中有几篇离经叛道的文章容易造成误会，主要是关于演化经济学的几篇文章，包括翻译稿。实际上，对“演化和均衡”的深入探索，才是隐藏在这些文章背后的实质性问题。这或许也是汪丁丁在《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一文中概括的中国当下的复杂处境，使得主流范式难以回答中国问题，因此不仅需要直面现象，还要从理论上寻求新的资源。新政治经济学本身秉持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和公共选择必然带有的集体价值取向之间，有一重紧张关系。同时在解释制度变迁的时候，研究者也发现从一个均衡到另外一个均衡的转变有时候很难区分，或者说很难从时间上截然区分两种不同的制度，比如说从哪一个时点开始制度就变化了。更多的时候，制度变迁具有连续性，这种延续在“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之间纠结，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也意味着在“演化”和“均衡”之间也存在另外一重紧张关系。
这双重紧张也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不过无论如何，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它所秉持的立场和做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称道的。新政治经济学如何可能，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汪丁丁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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