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文坛，陕西作家红柯的小说以特有的风格颇为引人注目。他曾在新疆生活十年之久，其小说多以此为题材来源，字里行间飞扬着那片辽阔大地的浪漫精魂。
《乌尔禾》是红柯的新长篇，其空间背景为新疆乌尔禾绿洲，它是著名石油城克拉玛依附近的一块小绿洲。小说以新疆建设兵团的生活为基本题材，故事围
红柯自诉：书写乌尔禾的意欲，在他心中已经“憋”了十多个年头，他第一次见到那片沙漠绿洲是在1988年，1993年就开始尝试描写它，1998年以它为背景写了两个短篇，但他并不满意；离开新疆十多年后，他终于“敢”写这个地方了――如今，他以某种如释重负的喜悦语调说：“我终于写到这个地方了。”
一个在心间“憋”了十多年才“敢”动笔书写的题材，其漫长的“发酵”过程，正显露着作者非同一般的写作耐心与写作耐力。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浮躁而急功近利的时代，太多的文学文本具有“夹生饭”的表征与质地，它们不等精雕细刻就匆忙“出炉”――这是某种时代病在文学地块中的显在呈现。在这样的书写背景里，包括红柯《乌尔禾》在内的所有“慢工细活”的文学叙述，均变得稀有而珍贵――而我对于他们和它们的敬意，实则是对于一种神圣书写态度的崇尚与向往。
许多论家与读者业已注意到：红柯小说浸染着浓郁的神话传说色泽。但他们通常仅将之视为某种特定的“地域风情”。在我看来，红柯小说叙述的神话特质，其实内含着更深的人性考量与生命认知，透露着作者对人类生命存在的某种独特感知。且听红柯在谈及自己的创作追求时的动情感言――
“草原有一种神性，这也是最让我动心的地方。人身上有神性，写出这种神性是我的文学追求。”
人的“神性”――在我看来，这正是包裹在红柯小说叙述神话色彩内里的生命感知核心。长久以来，在逐渐摆脱“文化革命”时代“高、大、全”式的伪浪漫的过程中，我们业已获得一种关于小说叙述的普遍立场，即：小说是对世界人事凡俗性的表现――我要强调的是：这是当代小说得以长足进步的一个基本观念，而从其间我们也能见出张爱玲小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委。但当下的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小说对凡俗性的推崇，实际成为新的认识偏颇，在“一哄而上”的叙述实践中走向了时尚化、流俗化，其对人类凡俗性的表现在文学书写中时常堕变为对凡俗性的无条件认同，甚或是赞美与崇尚。
而红柯以《乌尔禾》等小说叙述提醒我们：人类除开凡俗性之外，其灵魂深部还有神性存在――这是人类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冲动与向往，并且，这种冲动与向往源自遥远的神话时代，伴随人类穿越漫漫岁月，它具有永恒不死的特质。正是神性与凡俗性胶着、纠缠，构成人性的复杂情状与图景。为什么当代小说如此轻慢、忽视人类的神性存在而惟独认同、推崇其凡俗性？这是一个“大问题”。红柯的小说叙述是对我们偏颇认知的一个警诫、一种匡正――我以为，这正是其当下文化意义与价值所在。
《乌尔禾》，红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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