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五位知名学者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和洪子诚，重新审视自己50年前的文字，向学界提交了一份反思：《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一段已经淡出公众记忆的历史又重新站立在公众面前。
半个世纪前，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谢冕、孙
谢冕先生告诉读书报，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他们响应“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其实就是批判自己的老师）的学术观点。于是，55级学生利用暑假集体编写了“红色文学史”，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一时成为学术界大跃进的典型。那年冬天，谢冕就接到了《诗刊》的电话，《诗刊》副主编徐迟还亲自到北大看望谢冕，提出由北大的同学来编一部新的新诗发展史的想法。于是，谢冕就找了几位喜欢诗歌的同学，定下了六个人的班子。
《新诗发展概况》约10万字，按照孙玉石先生的说法，如同红皮的《中国文学史》一样，写作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名义，而实则是以伤害自己的许多老师的情感和学术尊严为代价的。《新诗发展概况》也是当时一系列文学历史“重写”的组成部分，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主线，把许多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简单化了，将诸多作家作品笼统地划入“反现实主义”范围，对这些作家和作品，作了简单化、粗暴的否定评价。“如果说当时的我们有什么文学史观念的话，那就是坚信用‘两条路线斗争’来安排诗歌流派和诗人。我们当时认定诗歌、文学是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不会有‘纯文学’的想法。”孙绍振先生回忆说。
此次反思源自一些年轻的新诗研究者对五学者将《新诗发展概况》整理出版的建议，年轻学者们希望以此作为了解上世纪50年代诗歌观念、诗歌史叙述方式，大学教育和学术体制的资料，这个建议引起了当事人的关注。在经历了一个学术大批判时代之后，孙玉石认为，当年的经历者应该在学术层面、道德良知的层面反思，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当年的激情给前一代造成了什么伤害？参加当年的‘红色文学史’的编写者，特别是一些主要关联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有时还在夸耀地谈论、享用那时获得的‘战斗里成长’的‘成绩’和‘荣耀’，而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更深层次的自赎和反思，很少有一种深深的内疚和忏悔，这是一个问题。洪子诚先生说，“反思”不是做简单的自我指责，而是在思考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呈现推动这一事情产生的历史条件。
学者们的反思，是为了这段历史不被误读。“今天我们重印已经陈旧了的‘概况’，提供当时或一种出于‘谬误的真诚’发出的历史声音，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的意义吧。”孙玉石先生告诉读书报。据记者了解，《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各人对50年代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回忆与反思，第二部分是《新诗发展概况》的全文，第三、第四部分是各人回顾自己学术道路的自述文章和主要编著目录，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学观念、观察视野、研究方法上的变化。
“前辈学人对历史真诚的反思精神让我们汗颜。”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感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先生认为，20世纪50、60、70年代简单的文本已经很难进入，或者一进入就会发生错误。简单下边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很多人不愿意谈过去的事情，则后人、后来的研究者就无法进入，只留下一个简单的浅文本。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一段极其特殊，把很多问题推向了极端，复杂得后人无法解释，只有期冀亲历者留下当年简单文本之下的“潜文本”，则研究才可能进行。
“如何叙述上世纪50、60、80年代？其复杂性和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当代文学布满裂痕且不断有纷争。试图反思，试图重构情境，就应该寻找反思资源。如果亲历者的经历能够充分被发掘，就有可能避免因为过于抽象、概念化的叙述而导致的简单化，我们就有可能找到面对20世纪的方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园先生对五学者的作为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这样的一种著述方式开了一个先例后，能够推广开来，留存一代人的文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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