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所研究员对于几乎可以说是以“读书”为业、天天读书的人来说，要“盘点”一年读书概况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只能略述印象较深的几本。
引起激烈争论、因而印象最深的自然是李零的《丧家狗―
提起欧洲思想史，人们自然会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尔、伏尔泰、洛克、黑格尔、尼采、罗素、维特根斯坦……从古到今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因此，这也是几乎所有“思想史”著作的主流，当然也是奥地利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希尔1953年出版、60万字的巨著《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重要内容。但是，这部《欧洲思想史》的过人之处、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则在它不仅论说了这些伟人、精英的思想与意义，更以广阔的视野详细论述了被以往“思想史”忽视的许许多多其实也很重要的其他方面。由于“其他方面”的缺失，“思想史”便成为只是少数精英思想的逻辑推演、承继与发展，丧失了本来的生动、丰富、深厚、广阔与真实。与通常认为欧洲思想史很少受外来思想影响、并且主要是欧洲思想影响“非欧思想”不同，希尔强调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文化圈相互影响”的作用。或许是针对以往对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对欧洲影响的忽视格外严重，所以他对这两者的作用便格外重视，将二者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南部和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作用凸现出来。而这些地区，起码是中世纪早期欧洲思想的中心。例如，夏特是地处从西班牙到巴黎的交通要道上的历史名城，因修建宏伟、富丽的哥特式大教堂闻名，推动了12世纪欧洲修建哥特式教堂的热潮，成为各国信徒朝圣之地。夏特大教堂附属的新柏拉图学院成为巴黎大学的先驱，也是西欧学术的温床。他特别指出，这所学院还吸收了由西班牙与阿拉伯东方传来的方术，在当时，这种方术意味着通过探究大自然中运行着的宇宙力量可以理解神、宇宙、自然和人，“这在西欧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新事物”。东方对光的崇拜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欧，演化为“要看圣体发光”，哥特式教堂内部装饰都是为把宇宙中各种元素如光、数、形体、声音、色彩综合在一起以表现神的荣耀与万能，实际是反映对世界的认识这种努力的结果。16世纪加尔文主义的兴起推动了西欧的种种变化，这时“欧洲第一次真正成为西方”。但这种“西方”，已无法消除历史上掺和其中的“东方”元素。在他的梳理、分析框架中，“三个文化圈相互影响”一直是欧洲思想史的重要因素。
在希尔看来，欧洲的精神历史上从来就存在着“上层”精英思想与“下层”民间思想的斗争与互动。人们往往以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认为它们在当时也占主导地位，其实“这种印象是一种视觉上的幻象”。所以他更重看“底层”，即人民大众个人的深层人格和大众风尚、信仰、迷信、巫术、异端、美术、生活方式的“思想史”。这方面的分析，精彩纷呈。这种“思想史”史料更难搜集，也更难研究。
这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经典，直到现在才译成汉语出版，使人遗憾，亦令人兴奋。译者赵复三先生的译序与六校后记，读后亦令人感慨良多！或许，也只有赵先生才能担当此任。
与赵复三先生一样，陈乐民先生也是学兼中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陈先生的《在中西之间》、《过眼小辑》、《书巢漫笔》厚厚三本，内容与形式一样厚重。很难想象，温文尔雅的陈先生思想、文字却如此犀利：“前几年，某些号称‘新左派’的学者拾了外国的‘后现代’的牙慧，说‘启蒙’是‘前现代’的东西，现在已不需要了！也许他们已经‘成熟’了，不过，看来仍有必要读读康德这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过眼小辑》，第399－400页）同时，他指出这类“文风”是“以方块字说洋文之‘翻译腔’”，“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然而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便故意把话说得别别扭扭。吴宓所谓‘众人不解，矫揉造作’。”（《过眼小辑》，第113页）至今坚持用毛笔写作的陈先生明确表示：“我对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大概是抱有一些成见；尤其是喝着咖啡、满口洋文、享受着西方生活方式而口谈热爱中国儒家文化的人，常觉得他们有些矫情。而且偏偏是这些分明一点儿本土气息也没有的半洋人，特别喜欢教训中国人要尊孔、要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他们站在天边说地上的事，还自以为高明。”他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杜文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不过写得很技巧；其中唬人之一，就是借用他所熟悉的洋人的名字来讲‘新儒家’的经”。他指出，“新儒家”的重大逻辑矛盾之一是：“儒家东亚的现代化有‘儒’学因素，那么必是‘创新’或‘转化’了的‘儒’在起作用。然则，经过‘创新、转化’的‘儒’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若是‘西化’之‘儒’则已不是原来的‘儒’了。”（《过眼小辑》，第144－145页）
有此三种书（恕我将陈氏三本归为一种），我对今年的出版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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