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是美好的理想，人人心向往之。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然而，这是个大话题，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降逐渐突显出来的宏大理想。有关著
我要说的第二本书，是奥兹。奥兹来访，引起了文学界、读书界的不小关注。他的最新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2007年译林版）连同被先后译成中文的作品和他一起被推到了我们的眼前。奥兹之所以在我这一年既不算多，也不算少的涉猎中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包容。最初，奥兹作为以色列“新浪潮一代”的主将，居然是以含蓄登场的。他出版于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一书中，女主人公用第一人称三言两语道出了她的那种含蓄而又不无矛盾的肌理：“我从来也不想找个不开化的男人……”但是如果丈夫饥渴之极、向“我”扑来，“我”就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于是，夫妻生活的细节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隐隐约约，藏而不露，一副点到为止的敛容正色。与此相仿，那些满可以大书一笔的事物，也往往被轻轻地点化、虚化、淡化了。比如割礼，它虽非残留于非洲的性别歧视与摧残，而是一种具有科学依据的、现代化了的传统；但毕竟源远流长，况且是犹太基督教文明中绝无仅有的一种传统。然而，在奥兹笔下，它被轻描淡写，甚至可以说是一笔带过了。相反，在整整几十年以后，奥兹风云突变。性被放大了。男女之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苍苍茫茫之态、朦朦胧胧之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充满现代气息（或谓普世精神）的率直。作者变化之大，俨然判若两人。于是，我们仿佛从《红楼梦》回到了《金瓶梅》或者干脆直奔伊甸园，一览亚当夏娃之无余。于是，连喀巴拉（即犹太神秘主义）那肉体与光的玄奥关系也被叙述者拿来指涉性爱了。而且女性人物在诸如此类的指涉中亢奋着，忘掉了男主人公费玛的许多不是，原谅了他在发胖，原谅了他没洗衬衣，原谅了他的一切。古老的神秘主义在这里产生光合作用，这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像绘画，也像摄影，但更像现代心理学、物理学与光学的奇妙结合。[以色列文学专家徐新先生也很含蓄，他在《读〈费玛〉，谈文化》一文中把奥兹的率直理解为一种隐喻，谓费玛身上表现出的不符合传统道德的两性关系对于经历了性解放运动的人来说虽无多少出格之处，但奥兹作为一位严肃作家决不是为写性而写性，盖因犹太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便是用两性关系隐喻人与社会，尤其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不知奥兹先生对此作何感想。徐新先生的意见不可谓不在理，但]我不禁由此想起了大江健三郎先生。他老先生一向以为性是20世纪乃至未来文学的头等内容。而本人所面对的许多西班牙语作家和身边的不少作家同胞又恰恰都是这方面的显证。加西亚・马尔克斯老了，还在大写特写过往风尘女子的艳遇；巴尔加斯・略萨却反其道而行之，居然大书特书小不点儿如何深谙此道，而且乐此不疲。前不久，伊莎贝尔・阿连德也心血来潮，写了本《阿佛罗狄特》（2007年译林版）。诚然，文学不是性学。奥兹先生给出的也许正是他孜孜追寻的“第三种状态”。而所谓第三种状态，在我看来，也许正是理想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灵魂和肉体、东方和西方，以及男人与女人、个人与家庭、家庭与民族、民族与世界，当然还有和平与冲突、严肃与通俗的关系及关系之外的更大的可能。这很像是对克里奥尔美术中“之间理论”的艺术诠释与超越，令人迁思巴西作家吉马朗埃斯・罗萨的《第三河岸》或者阿斯图里亚斯的“第三范畴”。这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姿态，一如奥兹在以巴甚而诸多问题上的姿态。
人生苦短，世界很小，有什么比和谐、比包容更美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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