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读书种子”，我们就会很自然想到明朝的方孝孺、钱允治，民国时期的叶德辉、陈寅恪，后来的钱锺书、季羡林。这种人不可能太多，但绝不可以没有，一个时代充其量也就是那么三五人，如同凤毛麟角，价值极高，弥足珍贵。
“读书种子”一词，出自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业
就说方孝孺吧，在明朝开国名臣宋濂精心雕琢和陶冶下，“进修之功，日有异而月不同”。被称之为“明之学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称他“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建文三年，燕王朱棣反。军师姚广孝曾跪求朱棣说：“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但最后，朱棣仍然把方杀了，还异常残忍地诛了他十族。有明一代，文化建设都不怎么样，没搞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出几个特别优秀的大师级人物，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如大搞“文字狱”的清代，大概就与杀了“读书种子”有关。
好在后来明末又出了个“读书种子”。钱允治，字功甫，家贫，文征明曾为其题室名“悬罄”，就是空无所有的意思。但他却极爱读书，极爱藏书，一有闲钱，马上用来购书，收录古文金石书凡数千卷。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功甫老屋三间，藏书充栋。白曰检书，必秉烛，缘梯上下。所藏多人间罕见之本。”《列朝诗传》说他：“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钞书，薄暮不止。功甫殁，无子，其遗书皆散去。自是吴中文献无可访问，先辈读书种子绝矣。”
清末民初湖南人叶德辉，政治上顽劣，生活上腐朽，曾逼令娼妓群相裸逐，大有殷纣遗风。但另一方面，他不仅书读得多，藏书宏富，而且在学问上颇有建树，著述甚丰，他的目录学《书林清话》，直到今天，依然是这一行的权威著作和必读书。1927年，闹农运的民众把叶德辉抓起来，章太炎听说后，赶忙发了个电报来求情，对革命党人说，“湖南不可杀叶某，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但电报到的时候，为时已晚，叶德辉已被“从快从重”。
人称“教授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12岁就出国留学，在国外近20年，先后辗转于日、英、德、法等国的数十所名牌大学。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至少掌握了5种语言，精通佛学、哲学、儒学、史学和文学，被公认为是留学生中最杰出的“读书种子”。可是却没戴过一顶博士帽。因为他从来不以拿学位和博士帽为念，只要他自己认为这门课程已掌握了，哪怕再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戴上博士帽，他也不肯再呆下去。他回国后，梁启超引荐他进清华大学时，高度评价说，他虽然没戴博士帽，但比那些博士水平高十倍不止，他写的几篇短文，比我的著作等身更有价值。
钱锺书先生读了一辈子的书，一辈子都在读书，堪称中国现代难得一遇的“读书种子”，他在清华上学时，几乎读遍了清华图书馆的文史类藏书，而且博闻强记，他的名著《管锥编》和《谈艺录》，据统计，所引中外书籍就近一万种，被人誉为“文化昆仑”。他家里藏书极少，只有不多的两柜，大概是他大多数书都烂熟于心之故吧，有学生向他请教问题，他马上告诉学生，在哪本书的第几页可以查到，屡试不爽。令人叹为观止。
“读书种子”是培养不出来的，也与教育计划无关，可遇而不可求，但好的气候和土壤却有助于其出土发芽、开花结果。多出几个“读书种子”也是盛世气象，万一遇上了，理当格外珍惜爱戴，即便不以国士待之，至少也应给他提供一个宽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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