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过的一些长辈学者，都对黑格尔的理论拳拳服膺。在他们看来，黑格尔创立的那个历史前进的体系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你用20世纪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英美经验主义那一路人――的观点（那些观点往往以消
说起来，以我的谫陋之学本不足以去提这类问题，语焉不详的提问，怕是既唐突了现代大师，又亵渎了古典先贤。前辈学人真诚地信服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他的历史哲学，他们感叹道：一个人能提出这么目及远大的论断，本身就够伟大了，不是么？如果说后人根据后世的历史做出的臧否都不够有说服力的话，那么接近黑格尔时代的学者又如何呢？在读完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后，我想我找到了批评黑格尔最合适的人选。
《沉思录》是19世纪70年代初布克哈特在巴塞尔授课的讲稿整理。这个瑞士人比黑格尔小整整四轮，与抽象的哲学相比，他更在乎具体的文化；黑格尔要建构，而布克哈特更讲究采集。在黑格尔这枚太阳的反衬下，同为德语历史学家的布克哈特生前黯淡太多了，德国人要到二战以后重视起他的价值，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1943年战事正酣时的一封信中写道：“只要我的老骨头还吃得消，我打算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布克哈特身上。”严酷的现实，民族与欧洲暗无天日的前景，促使这位81岁的老人重新翻开布克哈特的著作。在只有疯子才会乐观的时代，曾经预言悲剧的人开始赢得关注。
黑格尔说国家承载着世界精神，布克哈特却从不这么看，因为他生得晚，亲眼目睹了俾斯麦的崛起。他看穿了俾斯麦理论的国家主义本质；普法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人可能沾沾自喜于黑格尔的预言开始兑现，而身为旁观者的布克哈特却说：我们的麻烦来了。普鲁士的胜利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败退，国家因为失去了天敌而走向单一化、强权化。布克哈特冷静地写道：“不管一个国家的起源如何（也不管这个民族的政治理想如何），只有当它把暴力转化为力量的时候才可能获得其生命力。”国家从来就与善无关，它只是权力操弄的对象，而权力――他又引施罗塞尔的话强调说――“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
布克哈特眼中的未来始终阴霾密布，俾斯麦的出现只是坐实了他的预判。对1789年以后的欧洲，布克哈特从未抱有过多大期望。他生在后拿破仑时代，从没觉得法国大革命有多少进步意义，法国近代史充其量只是给《沉思录》里“历史上的危机”一章提供了素材，使他得以观察危机――革命――政变――复辟――再危机这类循环，并且能够捉出卢梭这样的专为危机而生的乌托邦分子（他觉得卢梭对人类本质的乐观阐释贻害深远，削弱了一代代欧洲人对独裁的警觉）。布克哈特认为，革命能量的释放，与民族主义的勃兴，以及工业主义、贸易主义的兴旺，将一起把欧洲推进一个民族战争和工业竞赛的未来。国家全面吸收个人的危险已经隐约可见。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称作“极端的年代”，实在是未出19世纪的布克哈特所料，后者早就说过，世界将要滑入两个极端，要么全面民主，要么走向专制。
这样一个现实主义者必定要深味痛苦。然而布克哈特不动声色的笔调往往藏起了这份感情，好像面无表情地自说自话。历史学在他的手里获得了一种谨慎形态，充满小心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在《沉思录》的“导论”中，布克哈特就冷静地揭示了黑格尔历史学的致命伤，足堪启发20世纪痛定思痛的学者们：
“他说，哲学所引入的唯一的概念无非是简单的理性的概念，即理性主宰世界，因此世界历史实际上也是一段以理性的形式运作的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结局也必须（原文如此！）是理性的，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理性和必然的进程。……”
坚定的怀疑论者布克哈特断无法认同此类论点。他的怀疑论驱使他远离天主教，成为一名抛开宏大设定、关注历史细节的学者。通过这些细节，他谨慎地提出一条一条描述性论断，始终避免指导人的下一步行动。他给历史学家的工作一样一样卸下累赘：“我们的研究思路并非形成一种体系”；“没有哪一种方法是不可怀疑的，也没有哪种方法是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家们沉湎于对历史开端的猜想……但是（追根溯源的方法）在历史领域却行不通”，因为“我们关于历史的许多图像，说到底不过是虚构而已，是从我们的现状而引申出来的映像。”明乎此，有关人类起源和人类末日的学说，读者都不应当“指望我们能够提供一种学说”。
把该撇清的都撇清后，布克哈特给自己的历史研究设定了与黑格尔截然相反的任务：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从人出发，因为还没有谁以人为根本考察历史。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忍受、进取和行动，构成一个恒定的中心。我们的方法就是审视人的过去、他的现在和他的将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考察有一点病理学的意味。”
个体的病理学的历史考察，难道不是永远在不确定的死胡同里乱窜？假如历史没有定论，那么，历史学家的意义何在？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学家应该通过对过去的思想和文化的沉思去获得记忆，这种记忆带有非宗教性的虔敬，是一种作为学者必要的谦卑。黑格尔眼里的历史是目的论的，是进步淘汰落后、文明战胜野蛮的必然过程，布克哈特力主必须以多元的眼光去审视一切存在过的文化，故而对“征服”、“淘汰”之类词眼永远抱持怀疑。他在《沉思录》中问：“关于目标，我们究竟知道多少？假如确实存在这些目标的话，不能以其他的方式达到这些目标吗？”针对“多数人”承认的文明世界对野蛮世界的征服和驯化权，布克哈特也提出质疑：“问题在于，文明世界能否让他们从内心里变得文明；改造统治者的后代以及被征服的野蛮人的后代能带来什么好结果呢，特别是当这些野蛮人属于另外的种族的时候……”
怀疑体系，怀疑方法，怀疑史实，怀疑人研究历史时所持的观念。全面的怀疑导致了布克哈特无边无际的悲观。黑格尔赞成可臻完善性，而布克哈特不要听那些有关必然进步的许诺，他宁可去欣赏赫尔德，他说这类学者“不管他们曾经遵循怎样的原则，他们毕竟在广袤的森林中开辟出了个别的但宽阔的视野”。――难道黑格尔还不够宽阔吗？没错，只是他不够“个别”。
历史没有目的，但可以从历史中渐进地获得智慧。布克哈特似乎没有宏大的抱负，他只是通过对现实政治保持持续的鞭笞和反省寻找历史的脉搏，并寄托对自由与和平的固执守望。在历史主义成为一种世界观的19世纪欧陆，这个一辈子独身的叛教者成了一名孤独的前驱。
（感谢德国史专家景德祥教授提供的审稿与修改意见――编者）
《世界历史沉思录》，[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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