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女诗人爱情诗选》、《中国当代女诗人随笔选》是两本可以相互参看、互为注解的书。它们反映了女性诗人的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她们的诗歌面貌，她们在常规的修辞与语法以外所达到的语言高度，其中的每一行都留下了艰难攀爬的步履；另一个侧面是她们的散文面貌，在文字随意的铺叙和描述中，她们认知自我与生
与男性诗人通常所表现出来的勃勃野心不同，大多数女诗人没有那么多的功利色彩，也较少诗歌以外的考虑。对于她们而言，写作或许只是一种宣泄，一种对抗，一种对爱与恨的验证，甚至只是疗治伤口和遏制创痛的手段。可以说，正是女诗人在情感上的超功利特征，使得她们的爱情诗更具有打动人的力量，以柔能克刚的形式潜入读者的心灵。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某些诗人‘为文学史写作’的心态，这些优秀的女性诗人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专注于个人的体验和对这种体验的书写”，“这一份专注使得她们在面对‘为什么写诗’的问题时更加从容和平静，使她们的写作超越了性别的差异而进入一个人类的文化背景”。她们只是为诗负责，甚至在更多情况下也不愿意为诗负责，而仅仅为自己的内心负责，而这恰恰避开了庞大的功利队伍的纷扰，越过一条羊肠小道而进入诗的广阔天地。
对于许多男诗人而言，优雅的抒情或许是后天学习的成果。可是，由于性别上的特征，女诗人敏感的天性使得她们更易于直抵诗的本质――抒情。这使她们在诗的写作上拥有了天然的优势。可以说，抒情是女诗人的起点，也是她们的终极目标，藉此赋予平庸的生活以诗意，让忧伤转化成温柔的力量，在日常的幸福与欢笑里品味生命的意义，在叹息和哭泣中看到绝望深处的希望。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诗界一度对诗的抒情本质提出了疑义，甚至有人大声疾呼“放逐抒情”、“反抒情”。与此同时，诗的叙事性由以前的一个亚元素上升到了一个主要元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抹平了诗与散文的界限，给诗本身带来了一定的损伤。实际上，80年代迄今对抒情诗的怀疑，是一个假问题。即便如果真的有问题，也主要不在“诗”的层面上，而在所抒之“情”上，正是那些虚假的情感，空洞的情感，以及夸大的情感，造成了诗的“滥情”局面，但罪并不在诗的抒情上。
对抒情诗的轻视早在人类的童年即已开始。当时，人们关注荷马而忽略萨福的理由是前者见证了历史，人们可以从中读出政治、经济、道德和宗教。那么，阅读萨福呢？似乎除了情感便一无所有。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当今社会，物质高度发达，然而，生活却失去了目标，弊病之一就是对情感的蔑视，而这种对情感的蔑视实际是对人的个体性的轻慢。
表面上看，集体似乎是大于或高于个体的，它拥有数目上的优势。然而，这种数目上的优势存在一定的虚构性。没有情感的人的存在相当于零的存在，它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是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数字，而能够赋予它以意义的是零前面的那个数目，那就是情感。情感的丰富程度也证明着意义的大小。从某种程度上说，个性是大于宇宙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也许很大很大”的缘故。没有个体的集体是虚幻的，没有个人支撑的社会更是不可思议
的。在这方面，爱这种情感恰恰为诗的丰富提供了一个曲径通幽的入口，它也是爱情诗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爱情就像人类一样古老，却又像生活一样永远年轻，于是，爱情诗的写作也就秉有经典与现代的双重优越性。
在各种文体里，诗最具前卫和先锋的意味。诗之敏锐的触须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感知其中的每一点细微的动静。那么，散文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就像在人类的后花园，把身份、角色的面具都除去，只是晃动一袭轻纱在尽情地舞蹈，自由、灿烂、美丽，给人回归自然的冲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19世纪以前的诗人的处境和命运如同花园中的夜莺，而20世纪以后的诗人则承受了乌鸦的厄运。夜莺也罢，乌鸦也罢，诗和诗人都是需要精神飞翔的存在，他们（本文中的她们）都需要两只强健的翅膀。如果说诗人的一只翅膀是诗，那么，另一只翅膀可以是散文。在此，祝愿中国的女诗人展开这两只翅膀，在汉语的天空上飞得更高、更远。
《中国当代女诗人爱情诗选》、《中国当代女诗人随笔选》，蓝蓝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6.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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