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真的是不同了。据说，在当下中国，要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找不到人。学者们都非常忙，传统的关于“学者”、“学术”、“学院”等概念已经被大大改写。在这样一个唯恐自己失去很多的时代，还有坚持底线，愿意潜心书斋，醉心著述的人吗？本报力求为读者介绍这样的学者。
黄梅 2008年:先故"地"重游
去年岁末，我的思想偶然转了个小弯，定下今年先要“故地重游”，再读简・奥斯丁的《爱玛》。
前些年我基本上被一些有较大视野和抱负的课题（《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套牢，因此打算退休前最后几年在女作家的世界里信步游走，给兴趣和机缘多留些空间。我的上级对如此零敲碎打的活计一定很不以为然，却未加干预。真得感谢如今还有社科院外文所这样的“单位”。
于是我比较深入地结识了一些有名的和不太有名的女性写者，比如萨维奇小姐、卡莱尔太太，还有钱锺书杨绛们欣赏的多萝西・塞耶斯，等等。读塞耶斯，不免要读苛评她的利维斯夫人，顺带还读了后者谈论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文字，生出一些模糊不清却有点诱人深入的念头。
最后转而定格在了《爱玛》。我心里一直存一个疑问：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称奥斯丁是西方传统道德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为什么是奥斯丁而不是乔治・艾略特或艾・默多克？恰巧近时翻读已故美国文学文化专家波伊瑞尔教授（R.Poirier）的一篇论文，他以《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爱玛》为对照分析了某些美国男作家何以那么深恶痛绝地对奥斯丁表示蔑视，其论证似乎与麦金泰尔的断言有内在关联。
这样，半本《爱玛》断断续续伴我度过了2007年底一段感冒迁延不愈且事务比较繁多的日子。心情低落之际，静观女主人公心怀对人对己的一连串误读趟过时光的河，远望海伯里村中形形色色人物卖力表演，我有时竟笑出了声，随之看待自己也拉开了距离加添了思辨。我想：还是应该认真地再考较一下奥斯丁的“琐屑”，让个人阅读化作追求沟通的文字。
漫游的路有许多岔道令人神往。著名学者克默德在书评中提到，以论说童话的博雅文章知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贝特尔海姆（B.Bettelheim）抱怨美国人全然不理解弗洛伊德的根植于其欧洲古典文化修养的精神关怀，大大误读了其理论，这一指责是否值得我们注意？新近得了诺贝尔奖的多丽斯・莱辛多产又多变，要不要换个角度探察一下她的天地？或者，该去拜会一下杜穆里埃（《蝴蝶梦》作者）笔下那些怪异、神秘甚至有几分鬼气的女人？
王晓明 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以及编一个中文系本科生的必读书目
一眨眼2007年就过去了，你问我2008年要干什么，说实话，我心里是有点急的。
主要是急两件事：一，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个文化研究的题目，从上海房地产市场和广告来看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我给它一个名字，叫“改革主义”，做得很辛苦，觉得很难做，但也很令我兴奋，这个事情，今年无论如何要完成的，要拿出一个哪怕是初步的结果来。
第二，就是我的老本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我现在最想做的，是描述和分析中国现代――在广义上今天的中国依然处在“现代”――文学的那个“超越西洋”的特质。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其中有的设想也写成提纲式的文字发表了，但就是缺乏时间来进一步阅读和思考，这个需要大量时间和从容的心境，可现在，你也知道，大学越来越像公司，弄得人忙得不得了，做研究的时间严重不够，真是着急。
当然，年终盘点，我老是完不成预定的研究工作，有一部分原因也在我自己。现实的刺激太厉害，弄得你老是分心，我这人又容易激动，有时候就会因此“不务专业”。跟你说一件事：半年前吧，面试几个申请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的大四的学生，却发现，他们3年多的时间里，读过的非娱乐的书少得吓人，有的八十本，有的六十本，有一个甚至只有三、四十本！震惊之余，我想也不能全怪学生，他们从小到大，有谁跟他们说过应该多读书――我说的不是读教材？又有谁根据他们的不同阶段，不断给他们开书单？一个学生只读了几十本书就本科毕业，这当然是他倒霉，但这更是大学的失职，严重耽误人家的青春嘛！
所以我今年还要做一件事，也算是“不务专业”吧，就是请大家帮忙，编一个中文系本科生的必读书目，标准不想订得太高，就是一个接受了“说得过去”的中文系本科教育的年轻人，四年里面应该读、也可以读完的书单，大概是400本不到吧。说实话，比起其他高等教育比较普及的国家，这个要求明显是低的，但中国大学的现状就是如此，就只能先这样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大概会出版这个书目。如果能按照目前计划的，在年内把这个书目印出来，我会非常高兴。
南帆 回到了一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上
2007年出版了《五种形象》一书，薄薄的一本。所谓的“五种形象”取材于20世纪文学史的五个问题，即“典型”、“现代主义”、“底层”、“小资产阶级”、“无厘头”。我的心目中，五个问题背后晃动着五种知识分子形象。一批革命的、雄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对于“典型”问题深感兴趣，这些文学人物寄寓了他们宏大的历史判断。现在看来，他们的许多判断已经失效，甚至成为另一些人的笑料，但是，他们的激情、历史责任感以及开阔的视野至今仍然令人景仰。“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背后集合了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对既有的历史感到了不满，然而，他们的反抗多半是阴冷的，颓废的，或者玩世不恭的。他们没有信心改造历史，宁可用一种古怪的、极端的、不合作的个人姿态拒绝历史。这是“现代性”背后“反现代”的奇怪一幕。关注“底层”问题的是一批道德感很强的、接受了民粹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常常是他们的信条。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遇到如此基本同时又如此致命的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可能为底层民众说话？他们的慷慨激昂会不会变成一厢情愿――甚至被说成伪善？“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奇特的形象。他们流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之间，居无定所，“小”是令人不屑的标志。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又有如此之大的文化能量，屡禁不绝，而且别有风情。“无厘头”的代表形象当然是周星驰了。无厘头制造的爆笑能够如此迅速地征服年轻的文化精英，这的确令人惊异。周星驰式的后现代喜剧美学为什么可能植根于本土？这肯定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我觉得，这五种形象是互相关联的，他们之间的转换相当大程度上显示了历史的奇特轨迹。
这一段时间，我又回到了一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上。数年前出版过一部《文学理论新读本》，是我与几位年青的博士共同的成果。这部著作产生了不小的反响，理论观点、体系、行文和体例都引起了讨论。我听到了不少富有启示的意见。目前正与两位年青的同事对于大部分章节进行重写或者修订，争取重新出版。另一方面，文学形式的研究重新唤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经历了形式主义学派和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分析之后，重新研究文学形式具有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除此之外，我不时还会写几篇散文随笔。这种文体寄寓了我的许多心情和思想，大约不会轻易放弃吧。
张汝伦 呼吁给学者足够的时间
既然身为教师，教学总是本分。教学给我的成就感，往往超过了其他。我现在的课已没有通论、通史、专题、专论之类的，都是给学生上中外经典导读。当学生表示从这些课中有所收获甚至很有收获时，就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上课不喜欢重复自己，所以即使是已经上过的老课，每一次上也总是有所不同。去年第二学期开的《精神现象学》已是第三次在本校上了，但上法和前两次都有不同，学生欢迎程度却是一样的。不过我还是喜欢上新课，那对自己是个挑战。在德国时看到那里的教授有的五年课程不重样，很是佩服，也觉得那里的学生真是有福。今年除了已被指定要上的研究生的必修课――《纯粹理性批判》之外，我想再开一门中国传统经典的课。
现在高校手头没有项目或不搞项目的人很少，项目成了考评的指标。虽然我也有项目，但总觉得研究和搞项目是两回事。项目要你定期完成，而研究需要慢慢推进，赶时间肯定不会出好东西。但在一切要求“数目字管理”的时代，从容涵玩，沉潜往复恐成奢求。我也就在一再催促之下完成了《现代德国哲学》一书，并编订了一部近年完成的学术论文集，两书都可望在今年出版。此外，还翻译了欧克肖特《论历史》一书，大概今年也会出版。但项目正未有穷期，吾人还须努力。同时寄语项目管理者，能否高抬贵手，让学者有足够的时间搞出他们认为比较像样的东西？
黄子平 文化研究：以鲁迅为方法
又到了订立新年目标的时候啦！刚刚才看到一个统计材料，说是“研究发现，只有10%的人能真正成功达到目标，余下的90%的人反复被过去的棘手问题难住”。这对我很有鼓舞的作用，原来我就是那经常不能达标的九成人之一嘛。另一个材料更鼓舞了，说是五成以上的人会在半年内放弃年初的决心，实际上有一成人在元旦当天就把新年大计抛之脑后；但是那些把计划写下来的人，却有46%能成功。口说无凭，立此为据，这就是“书写的力量”呵。怪不得每年学院填表格的时候，除了汇报上一学年的教学、研究和服务，还有一项是“下一学年如何改进”呢。
闲话少说。2007年初夏我应邀在北京大学开了一个月的系列讲座，讲了八次鲁迅。是钱理群老兄“命题作文”，说是“一定要讲鲁迅”。我一向躲着“红学”“鲁学”这些显学不敢碰的，但是这次没有法子，老钱耳提面命，只有遵命。总题目是“文化研究：以鲁迅为方法”，因为说是给博士生们讲课，我从来没给博士生上过课，所以起了这么个别扭的题目，语法也不通似的，显得理论化一点。当然这也是有意为之，鲁迅不是说过，“直译”，以使思维“精密”么？讲了“后理论时代的鲁迅研究”、“鲁迅的文化批评”和“害怕不朽”等几讲，来听的人挺多的吧，比香港多。所以2008年主要就是整理这些讲稿，争取年内印成书吧。
这是应该可以实现的了，这就能挤进那达标的10%里去。达标的秘诀很简单，定计划的时候保守一点对不？还有一些长远一点的研究，比如“中国现代文学”里的“物质文化”，只能慢慢做，写一篇是一篇。岂有豪情似旧时？年初胸脯子拍的咣咣的，年底又给归到那90%那堆去，惭愧啊。
陈平原 能收获几本“闲书”继续研究大学问题
每回年底结账，都在感慨“计划”赶不上“变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呢？在我，就好像走夜路时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喜欢走正途，但也不薄“跑野马”，这是因为，那些逸出的“旁枝”，有时更见作者的兴致与才情。一年365天，随时都可能有“奇迹”出现，这样的读书生活，不比严格执行“规定程序”更有趣吗？
2008，对我来说，肯定能收获的是两本“闲书”；不一定能完成的，是两部“著作”。交给上海书店的《走马观花》，属于游记性质：“我之游历山川名胜，有兴致，但无计划――可古今，可中外，可雅俗。如此‘观花’，希企的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偶尔舞文弄墨，说实话，已属第二义。”至于即将由三联书店刊行的《“五方杂处”说北京》，主角很明确，文体则相当驳杂：“本书的主角确实是北京，但那只是以学术文化为主轴的北京；而且是透过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学者不无偏颇的目光以及略嫌芜杂的笔调，所隐约呈现出来的。”以上摘抄的二书自序，约略可见各自的风貌。
最近几年，大学问题成了我关注的重心，或撰文，或演讲，四面出击。现正陆续修整，准备结集成书；至于书题，或许就叫《大学有精神》。若此计划能“付诸实施”，另一部书稿，那“千呼万唤”就是不肯出来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大概又得往后拖了。此书年前就已基本完稿，只是不断发现的新材料和新问题，迫使我一再延宕交稿时间。希望推迟出版对于提升该书的学术水平有帮助，而不会成为“江郎才尽”时的遁词。
陈众议 岁月何短，计划何长
如白驹过隙，2007年就这么逝去了。盘点一下，不禁有些惆怅。物质世界一日千里，而精神不仅没有多少起色，且一定程度上滑到了道器颠倒、鸥鸟不下的地步。扪心自问，更是遗憾多多，盖因要做的事并没有做完做好，要读的书却是愈积愈多。好在又可以开年说事了，心里便多了些自我安慰，或曰自欺欺人；也多了些期待与憧憬，或谓我生待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毕竟还有希望，一如潘多拉的匣子，虽空犹有。不然，即便以长命百岁计，掐头去尾，能用来读书写字的又有几日，非自暴自弃、一死了之不可。于是，又有许多计划堂而皇之地在心里、在纸上萌生，延展。首先，我会在《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的基础上做两件事，一是继续撰写《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并尽可能极未形之理、适动微之会，对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作一番探测；二是应人之约编一本文集。前者属于外文所《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外国经典作家作品系列》的一个子项目，将配以相应的翻译，是谓《塞万提斯研究》。其次，继续泛舟书海，拾贝书摊，尽意兴而为之。这也是最惬意的一件事情。得同事、故旧若干新作，或淘来几本好书，读一个酣畅淋漓，无所谓古今中外，也不在乎收藏价值，只当是酒逢知己。不然就枉了一年光阴。当然，从文学出发，关心大我与小我、外力与内因、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乃至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等诸如此类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我的着力点。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骛。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其实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有增无已）之后，真假不辨（是谓颠覆），善恶不论（是谓消解），美丑混淆（是谓模糊），更是所在皆是。是耶？非耶？真善美被贬斥为抽象，但反过来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文化相对主义更是大行其道。至于文学如何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封建迷信讳莫如深，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荧屏……能不发人深省？也许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也许树欲静而风不止。人心如是，世界如是。然而，岁月何短，计划何长，我想脑力劳动者大抵如此。但若能以微人之轻言激发一丝丝涟漪，或以小我之固守阻挡一点点浊浪，此心足矣。于是，今年还会和外文所的同事一起致力于若干相关的工作，比如邀请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访华、与日本东京大学等联袂召开第二届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等等。藉此机会，我由衷地希望得到媒体及同道的鼎力支持。是为新年述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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