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复旦大学对本校几起学术造假事件动了真格，这为多年以来腐败现象几成见怪不怪的内地学术界，吹进了一股别样的新风。尽管复旦处理的学术腐败事件的主体，其行政和学术级别并不高，处理的力度也不算特别地大，但这种自揭家丑的勇气毕竟开了个好头。值得肯定，值得赞扬。如果以此为契机，在内地的学术界来一
学术腐败之所以更让人痛心疾首，是因为学术和学术中人――学者和教师――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的最后底线所系，学术和学术中人也腐败了，这个社会的肌体已经到了多么危险的程度是怎么想象都不为过的。其实，内地学术界的腐败早已不是新闻，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浮出了水面，只是现在比那时情况更加严重，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强大而已。内地学术界的最上层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我无从得知，但就目前媒体公开披露的一些中层以下的学界中人的腐败事件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大体不错的判断，就是，在普通的专家、学者、教师、学人中，学术良心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是令人悲哀和悲观的。
长期以来学术体制的功利化、工具化和反科学化，是造成一切学术腐败的根本原因。功利化，就是不顾学术研究的超越性和“大用无用”的特点，片面追求所谓学术成果的“快、多、新、大、用”。这使学术的品格大大降低。学术从象牙塔走向了商场和青楼。再说工具化。学术本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脉，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它恰恰是最不能工具化的。然而，今天的学术体制，却把学术和学术研究当成一种工具，用以获取学术之外的非学术利益。于是学术成了某些人和某些单位的升降机、敲门砖和印钞厂，这与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路一般无二。我认为，对于学术和学术研究的
最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不是其他，也不能是其他。基于以上学术体制的功利化和工具化，而使内地学术体制具有了第三个特点：反科学化。学术研究在于积累，是慢工出细活儿。它不能量化，更不能限时化。而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恰恰是“定时定量”的。上面所说的内地学术体制的三个特点，使学术腐败不可避免。甚至相沿成习，蔚为风气。人人都成了学术名利场中人，人人都因为利益所关，不愿、不能、更不敢说破。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终于一起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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