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上，每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评论家白烨至少要走两遍。第一遍，先浏览全部展场，大致有个印象；第二遍，才是有针对性的重点“勘查”。而他的重复行走并不是无效劳动，很多时候，订货会上不被注意却显露
约好在作家出版社的展位见面，已经逛了一圈的白烨先感叹今年的图书订货之变化。“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因为纸荒等原因，文艺类出版社的选题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普遍地向非文学类图书倾斜，实用类、生活类图书比重明显增加。还有就是有的文艺社即便是在出版文学书，但传统的文学图书范围在逐步缩减，原创性的和有分量的选题在减少，类型化的倾向在加强，比如玄幻、惊悚、青春、官场、时政类选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和张欣的《用一生去忘记》。白烨认为，《小姨多鹤》通过一位日本少女在“二战”后滞留中国的经历，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中日两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及侵略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创伤与苦难。张欣的《用一生去忘记》由引人入胜的情爱故事入手，揭示人的情爱际遇对于人的命运的种种深刻影响。贾宏图的《我们的故事》是写知青上山下乡的，作者以自己的亲历亲感讲述了一代知青的苦难与理想。白烨说，今年是知青运动40周年纪念，这部作品可让我们回顾过去，不忘历史。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展位上，他关注到阎真、赵本夫和王朔等人的作品。“《因为女人》写了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爱情的无奈；这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当下爱情生活的一种真实，甚至是一种更大的真实。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是写当下都市生活的‘无土’状态，写出了现代性、全球化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我们常讲‘本土性’，但事实上‘本土性’正在不断丧失，这个作品堪为一个时代的警钟。王朔的《和我们女儿的谈话》以作者‘我’在30年后给朋友的女儿讲述她父亲死亡的隐秘方式，在一种既言不由衷，又难以掩饰的被动叙事中揭示了人物内心和生活的难言苦楚，同时也使他们所置身的时代的紊乱情绪跃然纸上。这可能是最近以来王朔写得最像小说的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无论‘跑得多远’，怎样‘假装’，‘最后还是被逮回来’”。
这次订货会上几部“70后”的长篇引起了白烨的兴趣。一个是丁天的《我的绝版青春》（新星出版社），小说以貌似小混混的口吻，描写了青春期的几个男女的几段恋爱，在看似若无其事，实则刻骨铭心的叙事中，勾勒了青春时节的情感际遇及其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触摸，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北京地域文化色彩。另一部作品是冯唐的《北京，北京》（重庆出版社），作品在述说种种北京往事的过程中，散点式地展现了个人成长，让人在读来淋漓痛快中，又受到种种不同情感的撞击。还有一部是徐则臣的《午夜之门》（山东文艺出版社），作品通过一个少年的成长路径，表现了一个时代的巨大演进。
远远看到同心出版社的牌子，白烨为之一振：“走，看看老谢那里出什么好书了！”他拿起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这本书是最新的鲁迅传记。白烨说，最新既可以对已出版的此类传记进行借鉴，又可以对以前的传记著作进行补正，这部鲁迅传记正是在发现新的资料，纠正不正确说法和解决疑难问题上，体现出了自己的优势，表现出相当的进取。
在摩肩接踵的展场，以寻觅又挑剔的眼光张望，总还是会发现能够令人驻足的好书。在地方文艺出版社的展位上，白烨特别留意了花城出版社。王蒙自传前两部由该社出版后，尽管不无争议和批评，但应当承认，他的自传在史料的披露上，家事与身世的袒露上，确有独家内容。自传之三《九命七羊》今年出版，白烨觉得，将是一部不会让人们失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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