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国际问题专家。先生现年85岁。
偶然上马
我这一生遇到不少出乎意
社科院原来要我筹建苏联东欧研究所，由于从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建制地接收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所，原来的设想自然也就告吹了。但是宦乡（资深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9年病逝）仍然要把我留在他主管的国际片。因为我们比较熟悉，他还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过，希望我能做他的助手，不只是遇事张罗、跑跑腿、起草点文稿，特别是在理论上为他把关，他说自己马列读得不多。我也觉得对他有知遇的感情，也还合得来，就决定跟着他跑腿吧。但具体干什么，却没有商谈过。不料1980年1月去美国同布鲁金斯学会进行学术交流，他在介绍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情况时，竟然冒出还要成立两个国别研究所，并当场介绍我是日本研究所的所长，美国研究所的所长为李慎之。这不但当时使我颇感吃惊，后来得知社科院领导事先也没有研究过。这种做法不大合乎组织原则，对于成立美国所和日本所，以及他提出的人选，后来党组讨论时也都完全同意，只是应该在党组批准并向中组部备案后再向外宣布才好。同年我们以中国社科院代表团名义访问日本时，宦乡又多次向日方介绍我是日本研究所所长。当时日本也处于“中国热”时期，所以接待我们的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学会会长有泽广巳（日学士院院长、学界领袖，1985年和英国李约瑟一同被中国社科院聘为名誉博士）听后非常高兴，表示今后要给予大力支持，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除捐赠图书资料和某些科研设备外，还有一项就是由该会邀请我今后每年率日本所代表团访问日本一次。后来，国内《人民日报》等报纸还刊登了新华社1980年8月26日的新闻，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成立了日本研究所，所长为日本问题专家何方。而这一称呼当时就使外交部一些熟人笑掉大牙。我当然更不敢当，但也只好鸭子上架，硬着头皮筹办起了日本研究所来。因为当时还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岗位，社科院党组和宦乡本人也不会让我成为一个不担任点儿行政职务只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另一方面，我只是答应筹建，心想班子搭得差不多了就可以交差。而在这个筹建过程中，既可以找到日本所长的适当人选，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与美国所共进退
日本所和美国所是同时开始筹办的，好像一对孪生弟兄。我又和筹建美国所的李慎之特熟，他也非常信任我，说他缺乏行政工作经验，两个所统一按我的意见办，约定“同患难，共进退”。我也就毫不客气地一起抓了，有日本所的东西，就一定有美国所的。例如两个所都是白手起家，既没人也没办公室，我和李慎之还借住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所里不少新人都是来这里报到的。两个所只有公家给配备的两部汽车，我们俩又不用，整天就停在院子里，司机也可以不上班。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办公地点问题，院部既然挤不出几间房子来，就让我们先租房子。先是临时租了花园村老虎庙的全总干校（后来的国际工运学院、今劳动关系学院）医务室的二楼。办公室秘书、会计、打字员等行政人员陆续找来，研究人员也通过各种关系在逐渐扩充。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研究所架子很快就搭起来了，先后设立了政治、经济、外交、综合等四个研究组和行政办公室、图书室，指定了组长和临时负责人。
后全总干校医务室要拆除，我们只好另寻办公地。当时宾馆、饭店虽然不多，但客人更少，很多房子都在空着。于是我们就在西苑饭店8号楼各找了5间客房作临时办公室。住宾馆，生活很好，但终究贵了点，所以两个月后又租住到太平路装甲兵招待所。日本所和美国所各居一层，条件大大改善。日本所正式成立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研究室，任命了室主任。在此期间，还接受了大批日本方面的赠书，以至“书”满为患，没处放。住了一阵，大家嫌那里太远，上班、开会都不方便，而且住旅馆、招待所总不是长久之计，所以由院部交涉，劝说中联部来的三个所各拨出一批空房，日本所和美国所就又落脚到了张自忠路3号东院。
组建科研队伍
筹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招兵买马――建立科研队伍。这方面美国所相对容易一些，日本所则比较困难。因为据我所知，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美国研究所，而正式挂牌的日本研究所已有六个。懂英文和对美国有所了解的人在北京也比较容易找，而研究日本问题的人却多在外地。例如那六个日本所就分别设在长春、沈阳、天津、保定，北京一个也没有。从外地调人的最大障碍就是户口制。因此我们的队伍建设只能就地取材，在北京机关和学校物色研究人员。而且往往是，条件好些我们要的，人家坚决不放；人家放的，我们又觉得不合适。这样找来找去，第一个找来的是中联部一位文革前北大学日语的毕业生刘映春，但她来上班三四个月还没有找到第二个人，可见找人之难。后来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才找来了四个毕业于伪满建国大学的老干部和二十多名学日文或世界经济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日本所的科研队伍才算初步建立起来，科研机构的架子也算搭起来了。
建设科研队伍，光是有人还不行，更重要的还是使找来的人变成科研人才，而这个任务更艰巨。我们找来的人，不但没有几个研究过日本问题，而且基本上都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只有三两个人在研究机关待过一个短时期。因此我们当时决定，在所成立后的几年内主要是组织学习、进行人员培训，不急于办刊物、出成果。学习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己，至多是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虽然从事过国际问题研究，但对日本问题却是门外汉，只能跟大家一起学习。在开头一个时期，给我规定的任务是，定期（一到两周一次）给日本所和美国所的全体人员作一次国际问题报告，除了帮助大家开始熟悉业务外，也为了强调国别研究必须和整个国际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此外也还给大家讲一些资料积累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美国所创办时的老人董乐山、张静怡等，多年后还常和我笑谈当时的情景。
注重学风建设
对日本所，我当时着重抓学风建设，希图建立一种好的风气和传统。我们相约，在做学问和做人上，应当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古今中外的学问家，大多是道德高尚、品学兼优的人。同时，要做学问，就必须刻苦学习，不仅要专，而且要博，抓紧一切时间充实自己、积累知识。作研究工作还得有不计名利、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无论是做人、还是学习和工作，特别是科研工作，我以为都应该以马克思为榜样，因此规定《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日本所新来人员的必读书。我们还提倡发扬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提出没有新意的文章不写，没有独立见解的言论不发表，坚决反对那种缺乏个人研究只是东拼西凑赶时髦的所谓科研成果。我们也特别强调反对各种形式的剽窃。例如有的人从外国报刊上看到一篇什么文章，加以改头换面，就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来。还有些人利用权势和名位搞变相剽窃的，就是那种下级写文章或编书，领导不论看不看，都要署名。一些人在社科院当了几年官，不但“自然”变成专家，还列名于许多编著，特别是“主编”了大量类书或丛书。鉴于长时期存在的，带头刮学术界不正之风的正是大小单位领导人和所谓学科带头人，日本所一开始就规定，所和室的负责人，在科研上有帮助大家的责任，对于看过甚至修改过的稿子也不得享有署名权和分取稿费。
根据个人的一贯秉性，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一定做到。我这个人各方面的毛病确实不少，缺点很多，但有两个特点可说是保持了一辈子。一个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在研究工作上还算勤奋和严谨；一个是在地位高低和物质待遇上从不伸手。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对我进行过多次和长时间的批判，但从来都没有提到工作态度、生活作风和群众关系方面有什么问题。这次筹办日本所，也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例如院里规定，研究员每年写出的科研成果不得少于五万字，我总要超额完成。审阅和修改其他同志的稿子，绝对不署自己的名字和分取稿酬或编辑费。在生活上和大家一起，不搞特殊化，连规定上下班用车接送的待遇我也自动放弃，宁可步行一个钟头去上班。对外活动中接受的礼品一律交公。自己不攀领导、不走后门，但别人也甭想走我的后门。所里有同志提着礼品来看我，我宁可不留情面也要他将礼品带回。为了实践“公事公办”，我在所里规定，凡有事找我谈话，一律在上班时间到办公室谈，来我家里恕不接待。我的诸如此类一套，确实上下都得罪了一些人，也被有些人视为怪。不过我是不管这些的，依然我行我素。心想，已经年届花甲，能够恢复工作，按照自己的良知再做几年工作，就已经不错了，比已经牺牲的同伴要强得多，还有何求呢？
新建的日本所，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经过了一段艰苦创业的时期。当时搬家三四次，许多体力活都是不分工种，男女大家一齐上阵，干得特别欢快。办公室只有少数行政人员，几乎都是多面手，一人兼数职，还较好地完成任务，因而得到院部的奖励。这种大家动手的艰苦创业，一开始就为日本所确立了优良的工作作风，这是应当归功于当时的全体同志的。
经过两年多的筹建，日本所虽然在出成果、出人才上还有一定差距，但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它已经初具规模，有了六十多名成员和三个研究室，在除图书资料外的科研设备和办公设备上，还在社科院各所中名列前茅，不但已经同国外特别是日本开展了不少方面的学术交流，而且在国内日本研究这门学科上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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