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皇冠出版社诉中国戏剧出版社侵犯张爱玲著作权一案一审胜诉，中戏社被判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5万元。至此，已有6家内地出版社陆续败诉。一审结果披露后，有论者发表文章称，张爱玲版权纠纷旷日持久“让人感到身心疲惫至极”，与其“把时间用在官司上，不如用在创作新的作品上”。言外之意，这样利益之
“张爱玲”版权官司，从表面看似乎只涉及出版社之间的利益，无关乎早已作古的张爱玲，也不直接关系普通老百姓的痛痒，但却触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如何平衡？
作为知识产品，著作具有公共商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属性，不仅关系到知识产权人的私人利益，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著作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它能满足人们教育、研究和信息接近的需要。保护这个公共利益，才能实现社会的福利最大化。但另一方面，著作又是作者劳动的产品，作者所付出的体力与智力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而作品的印刷、出版和推销，需要市场――出版商和图书商的介入。出版商和图书商的利益，因此也需要得到保护。在商品经济时代，实现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离不开利益平衡机制的介入和运用。著作权保护缺失，作者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纯粹私人物品，难以公开，让大众最大程度受益。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因之就是保护公共利益。
这样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1709年英国安娜女王颁布的《安娜女王法》，在通过立法确认和保障作者图书专有权的同时，鼓励将著作向社会公开，规定作者可将著作权转让给出版商，出版商由之获得图书出版的权利；为什么中国的《著作权法》，既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国家依法保护著作权，保护期在法律规定的“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内，著作权在作者死亡后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也对著作权实行了限制，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兼顾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理所当然是世界所有国家著作权立法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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