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书出得多了，可是剽窃、抄袭的事件也层出不穷，人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也越来越宽容了（也许应该说是纵容）。闲翻《荆川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其中，作者唐顺之不愿意出文集的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时人
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刊刻个人文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唐顺之却多次婉拒友人为他刊刻文集的美意。
近敝邑一刻字人云执事欲刻鄙言，虽或传言之妄，然闻之殊不自安……且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作者漠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徒所谓木灾而已。仆每为彼愧而复自效尤之乎？……承执事知爱，万望终止其事，则执事之爱我更厚矣。（卷七，《与卜益泉知县》）
在唐顺之看来，文集出得不少，可是一字无用，作者总是希望能够传世，能够不朽，而事实上，多数不过让人取笑而已；刻书泛滥了，山上的林木就该遭殃了。我本来就为此感到惭愧，又怎能效尤呢？话语非常尖刻，但总还是他的“本色”。在给另一位朋友华补?的信中，唐顺之再次表明心迹：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俱见于与王南江（即王慎中）书及与令婿安子介言之已详，执事谅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尹忽为此迂阔之举……又岂宜大书刻木以标榜于世？（卷七，《答华补?书》）
卜益泉要为他刻书，他说这不过是“迂阔之举”。在此之前，他的好友王慎中甚至已经预先为他未问世的文集写好了序，于是唐顺之去信婉拒：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若皆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矣。可笑可笑！仆又何用更置一茎草于邓林棼棼之间哉？……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宝藏之，未敢示人也。（卷六，《答王遵岩》）
在他看来，但凡“达官贵人、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人人都要刻诗文集，实在太可笑，即便以大地做书架也放不下，那我又何必再添一部呢？既然已决计不出文集，老友的序也就只好藏之名山，秘不示人了。
“万望中止其事”、“刻板事既已力止”，看来，唐顺之是真心实意地不想将文集刊行于世，而不是故作谦虚。可是，不管唐顺之如何不同意，他的《荆川先生文集》还是刊行于世，而且序就是王慎中事先写好的那篇。这也许是唐顺之始料未及的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