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日本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一次她介绍一位日本知名教授去中国一所大学讲学，正当她很起劲儿地介绍这位教授如何著作等身如何名闻列岛的时候，那所大学（大学！）的外事处干部忽然插了一句：“那教授是什么官？”问得她不由一愣。对方随即提示说：“比如是不是院长副院长系主任或处长科长副科长什么的。”
这位中国留学生深有感慨地对我说：“喏喏，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大学――还是大学的外事处呢！”
其实中国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个样子，不是一开始就重官职而轻教授的。近日看《中华读书报》（11月28日），有一篇短文谈及以前对大学人士职务的表述方式。如著名学者梁宗岱，1931年接受的职务是：北京大学教授兼法文系主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928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教育家许寿棠受聘为西北临时大学教授兼教务委员又兼史学系主任。即使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类似“教授兼主任”的表述也还出现在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李赋宁和著名翻译家李霁野的简介中。也就是说，彼时着重的是教授这个专业称谓，而不是这个长那个主任的所谓官职。
不料到了21世纪，竟从中国大学职能部门口中道出“那教授是什么官”这样的话来！能指责那所大学――且是名牌大学――的外事处干部吗？能也不能，因为时下整个中国社会以至整个高等教育界甚至教授圈自身就是这么一种生态。说得全面些：一、教授相当于什么官，二、教授以外当什么官即“那教授是什么官”。敝人既忝为教授，对这两点自然深有体会。暑期回乡下老家，一个亲戚知我是教授，遂问教授有多大，有没有乡长或派出所所长大？我咬了咬牙大声宣告：教授相当于厅局级，别说乡长，县长也没有我大，我有长春市副市长或吉林省公安厅长那么大！这下子把我那位可怜的亲戚吓个半死，酒杯都不知往哪端了，差点儿灌到耳孔里去。
另一点也非笑谈。前些日子参加一个专业协会的常务理事会，与会者多是大学人士。随手拿过名单一扫，从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到常务理事，其职务几乎清一色写的是“官衔”：某某副校长某某院长某某副院长某某处长某某主任，果然军容整肃虎虎生威。别说“教授兼主任”，就连“主任兼教授”都不见了――教授省略，只剩主任，学衔省略，只剩官衔。这里绝不是说院长主任就不可以，虽说省略“教授”有自虐之嫌，但毕竟是教授无疑。问题是其中不少院长主任没有在这个专业、这个行当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甚至不沾边。别的行当倒也罢了，这个行当我太熟悉了。四下环顾，几乎没有我的同行。于是在酒桌上我借着酒意向会长“逼宫”：“这个会长是不是该下官取而代之啊？”所幸会长大人云天气度海量胸襟，但称干杯，一笑置之。
如此场景，未尝不可视为那句“那教授是什么官”的活的注释：教授必须是“官”，不是“官”的教授休道在别的行当，即使在自己所属行当都可能捞不着好果果，可能被边缘化。
说起来，就连国家领导人的简介都把“教授级工程师”这一专业职称放在前头，而我们这些现在进行时的教授反倒让行政职务首当其冲，忘情于“教授是什么官”的闹剧之中，不亦羞乎悲乎？
西方好像有个说法，“恺撒的归恺撒”。我们是不是该炮制一个“教授的归教授”？不用说，学校乃是教授知识和学问的场所，无论活动内容还是职务排列，教授都应是主打项目。教授不当官，至少不争官不以当官为荣为先为乐――只有到了那一天，大概吾国的教授才会成为真正的教授，吾国的大学才会成为真正的大学。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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