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书外是两个世界。两者分野井然，但并非全无瓜葛。构成书的最小单元――方块字便是现实世界的模仿或再现。把文字聚拢在一处的书，仿佛宝葫芦之类的灵物，装进了大千世界。与宝葫芦不同的是，后者吸进什么，外边就没了；书却无法把真实世界完全占为己有，只能复制或创造一个世界。这样，书和世界的关系更像是真假
中国历史上，人们似乎对假猴更为钟情。自从读书可以做官食俸禄，有多少人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其中。这一倾向推到极致，“圣贤书”和“窗外事”便彻底对立起来了。昏眼苦读、皓首穷经成了两千年间中国文人的主业。自董仲舒创下“十年不窥园”的记录起，一代代士子悬梁凿壁做出多少可歌可叹的读书壮举，有多少青春、心神和目力耗散在章句注疏无边的字海里。
可是，书不是什么自足的世界，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显达，毕竟不在书中，而在世间：十年寒窗的投资只有在科举场上兑现后才能算数，否则一钱不值。若没有兑现的环节，书与现实世界就不会有太多关联。夏侯胜“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的名言，当时也不见得有多少事实依据，后来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无由金榜题名的读书人，翻烂经书仍找不到“黄金屋”和“颜如玉”，读出的多半是失意和潦倒。
在西方，读书自然也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但西方人鲜有以“不窥园”精神一头扎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一般是把人生乃至世界当做一本大书来读。古希腊就有“阅读自然之文字”的说法，中世纪又出现了“自然之书”的概念。这些说法的重心不在书里的世界，而在书外的现实。以书作喻，凸显了现实世界的整体性和可读性，让人有意识关注“书”的“字母”和“语法”，以解读书本的方法探索现实世界。15世纪西班牙学者萨本德的莱蒙特（Raymundus Sabundus）曾说，在宇宙之书里，每个造物就是一个字母。当然，对他来说，造物是上帝所造之物，字母亦为上帝所书。但他藉此传递的信息是：想读懂宇宙之书，光停留在神和理念等大概念上是不够的，要从经验事物出发。这一求知方法，与现代科学的兴起，颇有些渊源。伽利略对现代科学的奠基性贡献，无非是找到了新的阅读自然的方法。在他看来，如同读书得先识字一样，要读宇宙这部大书，也非得弄清楚它的语言不可。
在启蒙运动中，“自然之书”越来越受到思想家的重视。卢梭“打开自然之书”的呼吁，就是一例。卢梭认为，建立在知识上的文明充满罪恶，是对人性的扭曲，所以要回归自然的质朴和清新。卢梭说的是“自然之书”，但他关心的却是人生。在西方，人生也是一本书。有趣的是，“人生之书”一语竟出自《圣经》。《圣经》被尊为“众书之书”，事无不包，疑无不解，此岸彼岸大道理悉备其中，但它却不忘提醒世人，书外还有一部人生大书在。诗人诺瓦利斯认为，书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两者同出一源”。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书的世界可以替代真实世界，而更多是要以读书的方法阅世。诺瓦利斯将每个人的生活都理解为一本书，说它有标题、有序言、有正文、有注脚。诺瓦利斯的挚友弗・施勒格尔干脆把人类历史看做一本书，一部“永远在写的书”。对他来说，读书，目光不能局限在书里，要投向书外，而且书外之书不仅要读，还得动手去写。诺施二氏是有名的理想主义浪漫诗人，尚且如此注重书外世界，其他人可想而知。卡莱尔就认为，书籍原无足观，唯生活才是重要的。费尔巴哈把书比作观看世界用的眼镜，说只有视力差的人需要。叔本华一生看不起学者，他说学者只读书本，思想家却直接阅读世界之书。两百多年来，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寻本溯源，变化之端恐怕就始于思想家们“阅读世界”。（德国哲学家布鲁门贝格HansBlumenberg在《世界的可读性》DieLesbarkeitder Welt中对西方近代读书与阅读世界的关系作过详尽的论述，可以参阅）
其实，中国古代学子孜孜以穷的经书里，又何尝不讲格物致知、经世致用。但如何致用，里面却大有学问。“知”是一码事，用是另一码事。引“知”入用，离不开权力的首肯。孔夫子可谓“知”矣，无奈奔波一生，并未能改变其“系而不食”的匏瓜命运。老先生的信条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把“知”定位在可用可不用之间，并将能否行其所知的决定权拱手让给了他人。相较于大张旗鼓为“哲学家国王”造势的柏拉图，孔老夫子无疑更有君子风度，可是他的超然态度，不仅注定了生时只有“藏”的份儿，实际也未能给后世弟子留下藉以做到超然的依凭。因为读书人一交“舍”运，“知”便徒为空知，故而，如何兑现读书的投资，往往比读书致知本身还要关键。
对比一下中西的读书观，可以发现，西方读书，就其基本精神而言，是主动的，向外扩张型的，西方人把读书养成的理解模式用来把握自然与人生（如海德格尔哲学就是把源于解经的阐释学挪用在对人生的理解上）；中国人读书讲究要进得去。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纸上读来总觉浅”的感慨，早在《庄子》那里便有六经是“先王之迹”而非“其所以迹”的灼见，庄子曾借轮扁之口把书定义为“古人之糟粕”。吊诡的是，这部反对把死书当成活人准绳的《庄子》，却被捧成了《南华真经》！就是后人力倡的“躬行”呀，“体证”呀，“事功”“治平”呀，说到底，多半还是只停留在理论上。
如果说，西方人打破了书里书外的界限，以世界为书，把现实世界一股脑儿纳入知识体系，那么，中国读书人基本是以书本为世界，往往忽视了书本外影响和支配知识的因素。在前者眼里，再经典的书也是不完美的，所以读书而不满足于书，转而向外阅读世界；后者却以为，圣贤书是无法超越的至理，据于此便可以不假外求。自己不去外求，却并不意味着外部世界便因此而无关紧要。就在中国读书人沉湎书中不能自拔之际，书外的人早已用刀枪打造好了一套铁的秩序、并给他们也安排好了出路。这路，是让他们出，也是让他们进：那位打下江山、登上帝位的李世民，看到各路士子趋前应试，就大大松了一口气，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可怜读书人，像螳螂捕蝉般地专心在书里寻找精义，自以为得，谁知，最后不明不白落入他人的圈套，受制于他们原初不屑一顾的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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