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1950的中国》不是一本历史普及读本，我们虽然都是学文史出身，但并不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很想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的间隙，谈谈“大国的衰落”、“帝国的倾斜”。
有人会认为，落后了是因为被人打了并且打输了，但战争失败后复国并且不到50年又重新立于排头兵地位的国家有的是，而
那么，对于中国这个历史厚重而数代盛极的文明古国，1750－1949年经济步步衰退，原因究竟是什么？虽然不能回避人口问题，但经济总量占全球之比大踏步下滑又是何道理？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权威数据分析：中国1820年的GDP总量2290亿（以1990年国际元为单位，下同），1900年为2180亿、1950年为2400亿，总量基本持平；但同期世界GDP总量分别为6960亿、19730亿、53260亿，因此中国在这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33％、11％、5％，人均GDP则从600元到545元，再到439元（见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列强在发展，我们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更可怜的是我们对此毫无感觉，至少视而不见。因此，许多历史家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与世隔绝”四个字。
与世隔绝的背后更为可怕的是精神的桎梏，更早以前的思想封锁为以后的社会进步埋下可怕的贻害百年的种子。在英国棉纺织完成从“珍妮”纺纱机到“缪尔”纺纱机，再发展到瓦特蒸汽机的“三级跳”以使工业革命由此展开之时，我们虽然也处在康乾盛世，但社会却日益沉闷，“文字狱”一桩接一桩，举国齐喑。当乾隆这位“十全老人”极为铺张地六度南巡之期，英国国会早已通过了《权力法案》，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重大问题由国会决定；法国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度限制王权，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卢俊的一系列著作则极力主张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法国的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更是明确地宣布了自由、平等的原则；美国的独立战争于1755年打响，次年通过了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核心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谋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人们的这些权利才需要建立政府。
“封建”这个我们小学就学过的词语，数百年来，你我又都读懂了么？
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在“清代的盛衰”一章中作出如下判断：“清朝的衰机，可以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也有类似的判断：“乾隆受到太多的赞誉，却极少省思，在一派繁荣的乾隆中期，已日益显现了衰退甚至崩溃的征兆。”所有的“衰机”、“征兆”，我们理解为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锁。
该书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相信读者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也许有些同仁会对我们得出的结论微微颔首。然而，更紧要的是，你我都得知耻而奋起，中兴的机遇并非每一个时代都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开始建设新中国。虽然中间我们走了很大一截弯路，但是，只要我们深刻地反思、总结，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重现大国的崛起。请记住，“历史是一面镜子”！
《1750-1950的中国》，汪中求、王筱宇著，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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