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价值哲学研究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无数法学家的辛勤探索和理论渴求。在大力推进法治进程的今天，法价值哲学更是成为学术热点，促进了法学繁荣，产出了很多优秀成果。然而，大多数法价值哲学研究往往是从哲学或法理学的理论高度来研究和阐释法价值，而对法价值的实践问题和实践机制探究较少，
我们知道，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治就赋有价值和制度两个层面。它指出法治包含两层含义：“法律应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必须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样，一方面强调法律的至上性，但法律至上的前提则是法律的正当性，即只有良法才能获得普遍的服从，即“良法之治”。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法治理论，但春秋战国的法家则从“以法治国”、“垂法而治”和“缘法而治”的御用角度来阐发法治，它并不问“法治”的良恶，只问其御用效果和秩序的稳定，其含义与“依法治理”基本等同。这实质是权力意志借助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实现，是人治的延伸和法律化。而现代法治则不仅要问秩序效果，还要追问秩序的良恶和自由与权利的保障程度，其含义远远超越于“依法治理”，并把它置于法治价值的统摄之下，其实质是民主精神、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安全秩序等法价值在法治秩序中的实现，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可以说，这种法治理念是法治的灵魂和统帅，它驱动着法律制度对权力的制约、权利的保障及自由平等的偏爱，因而构成了法治的精神根基。
《导论》正是立足这一维度，在全面阐述法价值本体论、法价值历史论、法价值人性论、法价值评价论、法价值目标论之后，用很大的篇幅系统、深入地探究了法价值的实践论，对法价值实践论的重要性、法价值实践基本问题、法价值实践格局、法价值实践冲突及其消解机制、以及理性的法价值实践等等进行鞭避入里的分析，并结合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价值实践，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在《导论》看来，法价值实践是法价值研究的重要归宿，法价值实践格局具有发扬以人为本的创造论、坚持并超越传统、立足现实与未来、突破国域而国际化、突出主体优先客体等特征；由于多元性而使法价值在实践中存在冲突，因而需要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消解机制进行化解；中国的法治进程需要理性的法价值实践结构和实践倾向，因而，需要进行合理的法价值实践类型选择和目标定位。这样，《导论》就从法哲学层面对法价值实践进行了理论阐释，并深入中国法治进程之中，进行了现实化的考证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事实上，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治国方略以来，全国掀起了从“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层层推进的“依法治理”热潮，这无疑大大加速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或隐或显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也即存在着把“依法治理”等同于法治的思想认识误区。忽略了法治精神和正义价值，迷失了“以法治权”的信念，很容易形成法上权力、法外权力来实施“依法治理”的状况，以至在潜意识中会把“依法治理”视为“依法治民”、“依法治社会”。于是，立法速度不断加快，司法执法得到高度强调，但却出现了一些通过立法来使权力扩张合法化的倾向（尤其在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中），“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的现象也十分突出。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人治传统浓重和法治传统阙如，而在社会转型期走向法治又缺少应有的法治价值观念和法治启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和“工具论”观念的巨大惰性和障碍。它不仅导致了权力扩张法律化，也使得法律缺少法治精神根基而难以获得普遍有效的遵行，“法治”变成了从属于国家的，而不是立足于社会的，从而有悖法治要求和目标，这种“法治”甚至比没有“法治”更可怕。因此，国家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行必要的法价值实践活动，在全社会（尤其是国家权力行使者）树立与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精神相整合的法治价值信仰，弘扬法的时代精神，确保立法的“良法”性和执法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增强公权力主体、司法执法主体和社会生活主体普遍的守法意识，从而确立法治的精神根基，建立起普遍有效的规则秩序。这也许正是《导论》研究法价值实践的深层旨趣所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导论》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体现了法学理论研究的当代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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