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国家的需要是我永远的专业

杜祥琬

中国应用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生，河南开封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古老的北京德胜门城楼和现代化的立交桥，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办公室不大，办公桌前两三步远的地方，摆放着几个沙发，沙发后是洁净整齐的书柜。桌后的整面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桌上有一面小巧精致的五星红旗。窗外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与室内的宁静质朴形成了水流山静样的对比。

如果不是去中国工程院之前读过一些有关杜祥琬的资料，我不可能想象面前的他是一位年届七旬的老人。杜祥琬沉稳、谦和，充满热情与活力，谈起数十年前的往事，他都记忆清晰。在他平静而饱含深情的讲述中，杜祥琬七十年平凡而壮丽的人生展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

杜祥琬的生活轨迹，在数十年的科学生涯中，有过几次重大的转折，从核武器到强激光，再到他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任上从事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都是关切到国家重大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科技。就像这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数学一样，在杜祥琬生活轨迹的起点上，伫立着一位杰出而平凡的数学家，他的父亲杜孟模。

杜孟模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开封高中任教。抗战爆发后，迫于时局，开封高中迁到河南南阳石佛寺继续办学。杜祥琬出生在南阳，因南阳产玉名琬玉，父亲以其为名。抗战胜利后杜家回到开封，杜祥琬正好到了入学的年龄。

在杜祥琬少年时的记忆中，父亲和数学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从上中学起，父亲的数学参考书对我有很大帮助。”那时，父亲给学生改卷子时，杜祥琬就注意到，许多卷子是用英语做的，中学数学中就已经有微积分。“我曾经半夜里被父亲吵醒，原来他在说梦话，是在讲课，讲函数最大值最小值的条件，和一阶导数二阶导数的关系，这是我后来学高等数学才明白的。”

后来在开封高中上学时，杜祥琬时常读到一本前苏联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因而对天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知道天文学是离不开数学的，对数学也很有兴趣，但那时，他最想学的还是天文学，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中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

转折

国家的需要第一次改变了杜祥琬的生活轨迹。

1956年，杜祥琬高中毕业，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学习了一年俄语，但因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一年后，杜祥琬走进了父亲的母校北京大学，在数学力学系学习。及至195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积极推动下，30名优秀中国学生到前苏联留学，杜祥琬进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原子能，组织上为他选择了理论核物理专业。

当时，中国大使馆给学习理论核物理的同学转达过一点国内的希望：注意学好中子在宏观介质中的输运。“中子和输运我懂，但干嘛用的，那时并不知道。”这对杜祥琬来说是一个谜。就连同班的苏联同学也不屑地说，你学习原子核物理这么高精的科学回到中国有什么事可干？

但在答辩毕业论文的前一天深夜，杜祥琬从广播中听到莫斯科电台播出的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他才知道，国内已经在搞核试验了，五年来在学海书山中孜孜以求的科学道路，一下子在他的面前变得格外宽广了。就在这一年，26岁的青年才俊杜祥琬从苏联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在这个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龙头部门参与核武器的研究，给他的任务是参加氢弹原理的突破。

集体

正是在这里，杜祥琬受到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一批一流科学家的教诲和指导，为他后来长期从事的中子学精确化研究、核试验诊断研究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子学精确化研究是核武器小型化和精密化的基础，是新一代核武器设计与试验成功的重要保证。但当时，由于苏美等核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密封锁，没有任何外部资料和信息可以参考借鉴，全所上下群策群力打响了攻坚战。1966年底，杜祥琬和两个青年科学家组成的热测试理论组，带着预先估算的理论数据赴基地进行试验，获得成功，被当时的新闻公报平静地称为“一次新的核试验”。实际上，这次核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

作为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的负责人，杜祥琬带领着同事们不断进取，开拓创新，使我国的核试验诊断理论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为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形成了系统的核试验诊断理论。杜祥琬最终成为我国核武器中子学精确化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回忆起在北京研究室、新疆戈壁滩和四川穷山沟度过的青春岁月，杜祥琬说，那是难忘的青春、自豪的青春，那时有一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唱出了我们在那个年代的心声，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自豪。

“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是同许多站得很高的、一流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集体性很强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传统，从原子弹到氢弹，没有人教中国人怎么做，都是老一代物理学家自己创新、研究，带领大家突破的。”杜祥琬说，在研究院主管理论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调离时，曾留下了一幅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正是对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献身核武器事业，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团结拼搏，不断创新的真实刻画。“这个事业就是这样，一波一浪地往前走的。”

崇高

在当时，核武器研究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一事业的隐秘性和特殊性，让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注定只能做“无名英雄”。在杜祥琬心中，他始终为自己能献身于这一崇高的事业而深感自豪。“我们这一拨人就是要献身的。美国有这么一拨人，俄罗斯也有这么一拨人，一个国家没有这么一拨人是不行的。”杜祥琬的话语中流溢着对国家利益和科学事业的忠诚。

1948年开封解放时，杜祥琬已是十岁的孩子。当时，家里有好些进步小说，洋溢着清新的风格和解放区的味道，杜祥琬就如饥似渴地抓起来读。给杜祥琬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很厚的长篇小说《刘胡兰》，让他很感动，看得废寝忘食，妈妈叫他吃饭也听不见。“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英雄形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我影响很大，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崇高。”

父亲杜孟模对杜祥琬的影响也很深远。杜孟模中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并同开封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读书社，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还担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和东城区委书记，毕业回到河南当老师，并从事地下工作，组织青年人参加进步活动，送了不少学生去延安，曾因此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后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杜祥琬说：“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

有一次，杜祥琬在清华大学给大学生做报告，讲“两弹一星”的事迹和精神，他讲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有成就的留美学生郭永怀便回到了新中国,他和钱学森共同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后来从事核武器研究，他从试验基地回来时,飞机在降落时起火,飞机上的人全部遇难，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身体都被烧焦了,但被两人夹在中间抱紧的公文袋内，机密资料却完好无损。

1992年，杜祥琬和他的同事们出版了《核试验诊断理论》一书，他们在扉页上深情抒发自己的心声：“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草原、山沟、戈壁滩上和计算机旁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人们！”杜祥琬，也正是这些崇高而平凡的科学家中的一个。

深入

1975年，理论所周光召所长要杜祥琬当副所长。“我那时就想，国家送自己去苏联留学，我从此走上了科学道路，就应该在第一线多做具体的事，只有做到了一定深度，才会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于是，杜祥琬找了好几个同事去帮他说情推辞，很诚恳地表示要在基层干，周光召见杜祥琬坚持第一线的决心很大，就同意了。这一干就是九年。

当时，周光召笑言“那也不能让你轻松”，让杜祥琬牵头组建了中子物理研究室，并任命他为室主任，杜祥琬欣然从命，挑起了这个重担。杜祥琬对此很有感叹：“这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是很实在的，也很有意思，我后来做的中子学精确化研究和核试验诊断研究，相关的工作都是这九年为主，当然在这之前也有些基础，但这九年是我搞研究出成果的阶段。”

1987年，刚刚担任两年多副所长的杜祥琬，又迎来了他科学道路的第二次转折。此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已准备让他担任副院长，但198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高科技研究与发展计划“863计划”，将杜祥琬的研究领域从他已经从事了20多年的核武器转到强激光技术――1987年2月，杜祥琬被任命为激光专家组秘书长兼成员，协助首席科学家陈能宽院士领导专家组，负责制定并实施强激光研究发展计划。1991年4月，杜祥琬出任首席科学家。

“我担任首席科学家之后，要领着一班人干，这让我一开始焦虑了一段时间，就在想目标怎么定，路子怎么走，不清楚，这个东西在国际上也是不明了的事情，完全要靠着自主的、科学的论证和选择，开新路，把事做下去，做出成果来，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

在强激光技术存在不确定技术途径和高风险的情况下，杜祥琬主持研究和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目标、研究重点、技术途径等发展战略与实施方案，带领同事们独立自主地开拓出一条我国发展新型强激光技术的技术途径正确、关键技术扎实、可跨世纪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较短时间内把我国强激光技术研究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家‘863计划’实施至今这些年，是我最繁忙、压力最大和绞尽脑汁的一段时间，也是学得多、进展大、体会深的一个阶段，是从事大科学系统工程研究的宝贵实践。”回忆从“核”到“光”的科学道路的又一次转折，杜祥琬深有感慨地说起刚刚过去的这20多年。

支柱

在四川绵阳科学城，随处可见令人肃然起敬的十个大字：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这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训。对于曾在研究院担任副院长的杜祥琬来说，那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人活在世界上当然要有物质基础，但一定要有精神支柱，这是我一辈子的体验”。杜祥琬说，从他童年时代祖国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到他少年时代迎来新中国的曙光，从他青年时代的苏联同学认为高科技在中国无用武之地，到他数十年孜孜以求，他始终追求的科学信念，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科学家――铸国家基石，做民族脊梁。

“我一生下来，国家和民族就处在深重的苦难中，我最早学会的歌是母亲教我们唱的抗日歌曲《伟大的吕梁》和岳飞的《满江红》，我后来做国防科研，搞核武器研制等工作，身逢其时，就想每一个人都要为国家强大、为民族独立而努力，我的这个观念非常强烈和清晰。”

杜祥琬时常给青年朋友、给大学生讲这个观点，他深情地举出前辈科学家的例子，讲得十分真实、质朴而感人。彭桓武老院士当年从英国回来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中国人回国不需要问为什么,不回来才要问为什么。”郭永怀为了建设新中国从美国回来，几百页研究手稿过不了美国的海关，就亲手烧掉，他妻子痛惜地说，那都是你的心血呀！他指着自己的头说，都在这里头呢，我回去还可以写。杜祥琬充满敬佩地说，这些前辈科学家都是要回来为国家干事，做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啊。

为了在第一线搞科研，杜祥琬担任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所副所长推迟了九年；为了不负国家重望、把强激光技术迅速搞上去，杜祥琬再次放弃了担任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机会，在基层工作的时间又得以延长了七年。但说起往事的时候，杜祥琬只有平静而朴实的一句话：“激光专家组的工作需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每一次选择，杜祥琬都是以国家和事业为重。

1980年，在中国物理学会年会上见到当年曾主持选派学生去苏联学习原子能的钱三强先生时，杜祥琬十分感激地对钱老说：“您是改变我生活道路的人。”钱老问：“你后悔吗？”他朗朗而答：“一点都不后悔，追随您的事业，我感到很荣幸！”这是杜祥琬的心里话。

选择

1998年，在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在北京大学和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在我国核物理研究和强激光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杜祥琬，已在学习和研究的科学道路走过四十多年的人生岁月，到龄了，也到届了，他准备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任上退下来了。但组织上找他谈话，因为工作需要，希望他留任一两年。杜祥琬只好受命继续工作，直到2001年卸任。

没想到，2002年中国工程院领导班子改选，杜祥琬完全不知道自己被院士们提名为副院长候选人。直到临投票前几天，徐匡迪院长找到杜祥琬谈话时他才得知。结果他被院士们选举为副院长，又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工作――院士队伍建设和从事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

半个世纪的科学之路，杜祥琬服从国家需要数易专业，以至于人们说，国家需要是他“永远的专业”。问起杜祥琬在半个世纪科学道路上追求和前进的最强劲动力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个人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杜祥琬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这两个动机，比喻为两个轮子，他说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才会有更强劲的力量。当有人提出追求个人利益也能成为一个动力时，杜祥琬说自己并不否认这样的动机也可能带来成就，但“许多科学上有分量的成就都是来自非功利的追求”，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时只是个一般职员，国家也没有给他科研任务、给他奖励，他也没有想当院士、想评教授，他是出于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

“说实话，我走上科学道路时也没想过当什么，我们那时没有职称制度，没有院士制度，靠什么激励自己呢，就是一心要实现国家意志，靠的是这个精神支柱，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杜祥琬说，在市场经济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可能有的年轻人会觉得这是老话老观念了，“但我坚信：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问题就看你选择什么。这一点永远是不会错、不会过时的。”

结束采访，我在德胜门城楼边回望中国工程院那幢质朴而坚实的大楼时，杜祥琬那掷地有声的话语还清晰地回荡在我的耳畔――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都需要、也必然会有一代又一代的人选择崇高的价值观；充满希望、富有朝气的中国，需要有更多优秀的青年选择为了祖国的需要而努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