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相信悲剧与喜剧是阴阳两重天。它们只是两个不同的窗口，让我们从中看见自己生命的同一片天地。”
――阿摩司・奥兹
阿摩司・奥兹摄影：乔万尼・乔万内蒂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以色列大作家阿摩司・奥兹上周双喜临门，既有2月13日与两位俊杰共同获得的100万美元之巨的丹・大卫奖（Dan David Prize），又有好莱坞决定投拍他的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
百万美元大奖
丹・大卫奖由特拉维夫大学颁发，用以奖励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或社会三个领域内的成就卓著人士，奖金总额300万美元，颁奖典礼将于5月份在特拉维夫举行。今年的获奖者除奥兹外，还有美国前任副总统艾尔・戈尔和多位科学家，以及将与奥兹分享100万美元文化奖的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和亚美尼亚裔加拿大电影导演艾腾・伊格言。
主办方宣布，奥兹的“因为在描绘历史事件的同时突出个人（遭遇），以及从非常人性化的视角探索两个民族的悲剧冲突”而获奖。
《国土报》随即致电阿拉德家中的奥兹，后者称正在写一本新的短篇小说集，但不愿透露新书的详情。
“我很难把自己怀的孩子暴露在X光下。”他说。
中华读书报持续多年重点关注奥兹及其所获荣誉，包括2005年他获得的歌德文化奖，以及2007年得到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
波特曼小姐的计划
《耶路撒冷邮报》则于2月14日报道，好莱坞女明星娜塔丽・波特曼将把奥兹的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搬上大银幕，令人略感吃惊的是，这位女演员不仅将出演奥兹的妈妈，亦将亲任导演。
波特曼小姐在少女时代因出演吕克・贝松的《莱昂》（港译《这个杀手不太冷》），扮演片中的歹徒跟班，而一炮走红，她日后也在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前传》中出演阿米达拉女王，并投身于王家卫的《蓝莓之夜》，其最新影片则是与斯嘉丽・约翰逊联合主演的《博林姐妹别恋》（The Other Boleyn Sister），两人分别出演亨利八世的妻子和情妇。
波特曼小姐将在3月份出版的《W》杂志上披露更多细节，目前可知的是，她将以希伯来语拍摄自己的导演处女作。
26岁的娜塔丽・波特曼出生在耶路撒冷，毕业于哈佛大学，亦曾留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能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法语，还从阿族同学口中学了些阿拉伯语。
她自述从高中时代起便读奥兹，又从王家卫身上学到不少导演技巧。
“她的纪律性将使她在片场成为一个极富条理，有良好准备的导演，”王家卫赞扬波小姐，“我确信她将会把整部影片扛在自己肩上，让每个人的工作都变得轻松，只让自己受苦受累。”
钟志清女士翻译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于2007年秋，随后入选了中华读书报当年的十佳图书。奥兹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首次讲述了母亲的自杀，以及此事给他一生带来的隐秘但巨大的冲击。
访谈：爱与黑暗
奥兹在世界文坛上的分量无疑越来越重。《新闻周刊》网络版2月14日刊出了乔安娜・陈（Joanna Chen）在特拉维夫对他所做的专访，节译其中大部分问答如下：
问：你认为是什么使你的作品在全世界获得了如此众多的读者？
答：我想是有某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因素在其中。我的书都非常地方化，但是我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发现，越是地方化，越有地理和语言上的狭小局限，就越能成为普世化的文学。
问：你认为历史在决定本地区的未来方面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答：过去仍然统治着这一地区，而不只是扮演某个角色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本地区的悲剧之一。人们的记忆太过清晰，又有太多的记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承载着沉重的伤痛，戏剧性的伤痛。
问：两方是否应抛却这些记忆，着眼于当前呢？
答：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也能把自己的记忆用做砖瓦，共建未来。比如，我们能够说，这些创痛的记忆可以（作为）如何对待其他人，以及应该怎样对待我们本国少数族裔的教训。这是处理历史的一种方式。
问：你认为作家仍然是人民心中社会良心的表达者吗？
答：在犹太传统中，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希望，即作家和诗人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先知的继承人。当然，没有作家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甚至先知在自己那个时代，在改变人民观念上做的也不是很成功。但这种希望是存在的。
问：你讲过反对以色列威胁入侵加沙地带？
答：这样做会使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团结在哈马斯周围。它会提升哈马斯的公众形象。如果我们不小心行事，就会得到这种结果。这种情况还没发生，但有可能发生。
问：你的文学喜好如何？
答：我没有那样的书架，上面全是我钟爱的名著。但契诃夫与我心有灵犀，也许与我的内心最为接近。他让我哭了又笑，有时让我同时又笑又哭，这也是我想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去做的：消弭悲剧与喜剧间的界限。我不再相信悲剧与喜剧是阴阳两重天。它们只是两个不同的窗口，让我们从中看见自己生命的同一片天地。
问：你怎样构思自己的书？
答：我没有什么构思。它突然而至。我听到心中有些声音，书中人物的声音，众人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他们就在我心里交谈，一开始我辨别不了这些声音。到最后，如果他们与我一起呆久了，我就熟悉了。渐渐地，这些声音成了书中的人物，他们相互间的言行也成了故事的情节。不过，它总是始于一系列的声音。
问：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妈妈就自杀了。你也曾听到她的声音吗？
答：是的，有时。我总是频繁听到死者的声音。死者对我非常重要。
问：要是一个人不想听到死者的声音呢？
答：不听这些声音，是因为你失去了一部分自己，一部分生命。写《爱与黑暗的故事》时，我就邀请死者到家中来喝咖啡。我对他们说：“坐吧。咱们喝杯咖啡，聊聊。你活着的时候，咱们聊的不多。咱们聊政治，聊时事，但不谈实质性的东西……聊完了，咖啡也喝完了，你就走吧。你不会留下来，住在我家里的。但是我邀你随时来串个门，喝杯咖啡。”这就是我心目中对待死者的正确方式。
问：你写过，你儿时想长大了变成一本书。书比人更长久吗？
答：这跟个人安危有关。我那时好怕。那会儿我是个受惊吓的小孩子。20世纪40年代初，耶路撒冷开始出现欧洲犹太人遭到大屠杀的流言。空气中充满了先兆，好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我就想，要是长成一本书，会更安全些，做书比做人更安全，因为书至少会有一本幸存下来，保存在某个遥远的国度，某个遥远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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