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人别我去荆都，为道春来便返吴。昨见陌头桃已发，不知春亦到荆无？
宝镜春寒掩不开，漫山红紫乱成堆。征人不及梁上燕，落尽杨花未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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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褚人获《坚瓠辛集》中收录的两首《洞庭闺怨》，状摹的是“吴俗洞庭，凡闺中藁砧，半作浮梁荡子”。所谓藁砧，亦作“稿砧”或“稿椹”，代指丈夫。而洞庭，则是指江苏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其《醒世恒言》中提及：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钻天洞庭一词，形容洞庭商人行商范围之无远弗届，经营手段的高超非凡。在明清时代，“钻天洞庭遍地徽”的俗谚闻名遐迩，洞庭商帮与著名的徽商一样，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域商人集团。洞庭商人在商业贸易中形成的??贸易暗号――“洞庭市语”，在长江中下游亦颇为知名。
对于洞庭商帮，历史学界历来予以高度关注。自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傅衣凌、吕作燮、罗仑和范金民等经济史研究者陆续发表一系列论著，具体考察了明清以来洞庭商人的产生背景、活动地域及其经营内容等。不过，以往的研究虽然间或亦涉及近代的洞庭商人，但其侧重点无疑仍在明清时代。而就洞庭商人而言，它的研究意义远不局限于传统时代。如所周知，明清时代首屈一指的商界巨擘――徽商西贾等商帮，在中国近代经济的剧烈动荡时期，因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而迅速衰落，而洞庭商帮则凭借其自身独具的优势，实现了传统商帮在新时代的再度辉煌，这赋予了洞庭商帮研究以典型的学术意义。而就洞庭商帮与近代买办的关系而言，以往的研究虽亦不乏突出的成果，但如何将传统商帮与近代商人买办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一长时段的综合考察，便成了洞庭商人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方向。
从传统到近代，人事天时，今昔互异，政治变局带来了新的经济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外国势力如何利用中国固有的商业脉络拓展生意，而中国商人又怎样在西潮激荡的晚清民国与时俱进，以变革求取新的生存空间，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洞庭席家的研究无疑是极好的一个切入点。明清以来，席氏家族在商界声名鹊起，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作为洞庭商帮的重要成员，他们活跃于大江南北、运河两岸。到了近代，部分席姓子弟来到通商口岸上海，又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从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祖孙三代世袭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到以席家为中心的著名外商银行买办群体之形成。这个家族绵绵相继，历经几个世纪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却依然保持经商的传统，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一书的作者马学强教授，师承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研习明清史有年，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转攻近代城市史，涉及的学术领域包括江南的土地产权制度、金融业及买办等口岸城市的一些社会阶层。依循这样的研究理路，他对江南席氏家族的变迁更有一种深切的感受。他敏感地意识到：在历史的坐标上，江南席家以其独特的发展经历凸显出了其在中西交流、传统与现代融合等方面的多重意义。而将明清以来洞庭席氏家族的历史作为江南地区一个家族变迁的典型，可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一个极为合适的切入点。在研究中，他非常注意将从明清到近现代的席家视作一个有机延续的整体，具体考察了近几个世纪以来席氏家族的变迁情况，包括经营活动、人文特点、家族生活、家居环境、人际网络、婚姻状况、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教育家风、风俗习惯等内容，将家族史研究与区域、城市发展史研究相结合。从一个家族的变迁中透视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历程，又从江南区域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观察家族变迁的轨迹。作者积数年之功殚心著述，广泛收集方志、族谱、文集、笔记、档案及中外报刊，对原始资料做了艰苦细致的爬梳和整理。他收集到数十种近百册的席氏家谱中，有不少是首度发现的史料。譬如，文中征引的家谱、像赞、年谱、笔记，就有不少为学界以往所未知。在扎实的文献功夫之外，他又与海内外的席氏子弟取得了联系，对近百位席氏家人做了口述，咨询求是，颇费苦心，从而获得了家族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这为全书对席氏家族史的建构，奠定了极为厚实的基础。此种从历史学本位出发，拓展研究视野，将传统的历史文本研究与口述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无疑使得该书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在书中，作者以生动的事例，向我们展示了席氏族人步入近代后，如何与上海的发展共同成长：他们当买办，开钱庄，经营新式银行，投资房地产，并且办《申报》，经营扫叶山房，从事印刷出版业，在诸多领域开新创业，从而由传统商人摇身而为口岸城市的新阶层。他通过档案文献，结合口述史料，对洞庭席家的衣食住行婚丧休闲娱乐、子女教育作了生动的描述，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口岸新阶层的了解。他认为：“近代的上海是中西交汇之地，西来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在这里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节节递嬗，造就了一批批开新的人物，涌动起一股股思潮与时尚。……因为职业的因素，买办们与西方人接触最多，交往也广，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尤为密切，所以他们对西方人与西方事物的了解更多，受其影响至深。同时，买办也是近代中国财富的极大拥有者，具有充分的消费能力，去仿效、融合、消化西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衣着、住房、宴请、信仰、社会活动以及子女教育，都与传统官绅、商人迥然有别，为处于静态、闭塞中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有着长期经商传统的江南席家，在近代通商口岸所具有的这段独特经历与机缘，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世界，而且也使他们有意无意之间在中西交流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作者意识到：江南席家长期以经商为重点，数百年来兴衰起伏。对于这样一个经商家族历史的考察，不应就商言商，而要多角度地将席家丰富的家族生活史内容活脱脱地展现出来，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近代西方势力冲击与影响下传统大家族的结构与社会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需将文献资料与口述采访、田野调查相结合。为此，他曾先后数十次前往席氏的桑梓故里做实地调查，采风问俗，收集遗献佚文，尽可能对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席家后代作口述调查。通过多种途径，网罗散佚，博采旧闻，彼此参照，互相补充，以此拓展资料来源，拓宽研究视野，从而将席家丰富多彩的家族生活史展现出来，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内涵。
作者对于洞庭商人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4年，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中，作者就承担了《钻天洞庭》一书的撰写，对洞庭商帮产生的地理背景，洞庭商人的生存、生活方式，洞庭东、西两山区域社会心态、风俗习惯及其社会影响等，都作了初步的勾勒。作为区域人群之一，“洞庭山人”与“徽州朝奉”、“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一样，都是指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对于区域人群的研究，除了对各地人群作群体素描式的概述外，还应当充分利用谱牒史料、乡土文献，推进区域人群的研究。而在《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一书中，作者缕析条分，追述往迹，详细探讨了席氏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关系，分析了洞庭商帮的家族力量、姻亲关系、同乡势力，指出，他们利用“‘姻娅联络’，旁及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了更加广泛的买办集团”。除了充当买办外，他们还鬻纱买布，贩运丝绸，经销海鲜及烟糖杂货等，从而在上海，“迎来了一个诸业俱兴的黄金时期”。在具体探讨中，他很好地处理了席氏家族的“众”与席家核心人物的关系。近年来，在家族史的研究中，存在的一种倾向是：过于集中在对几个核心人物或关键人物的关注，焦聚于“点”，而忽视了整个家族的“众”。席氏家族子孙繁衍，人数众多，面对这样一个大家族，在关注席家核心家庭、中心人物的同时，也要广泛地收集家族其他成员的资料，去寻觅他们的事迹。从这一点上看，该书对于席氏人群的研究，不仅推进了商业史尤其是商帮史的研究，对于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亦颇具参考价值。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此书是一部严谨、扎实的学术专著，但为文平实，不故作高深，全书行文流畅，娓娓道来，亦可供专家之外的读者阅读。作者收集到各类珍稀文档及席氏独家秘藏的图片资料数百幅，从中精选出六七十幅，不少是从未发表过的。譬如，文中所附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的像片，作为早期买办的照片，极其珍贵，此为首度公布。还有一些生活场景的图片，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从不同侧面形象地反映了席氏家族的生活世界。此类图片的附入，与书中细致、生动的描摹交相映衬，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另外，尽管买办在近代极富传奇色彩，但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作者对于来自各种途径的史料有着严格的鉴定，阙疑征信，言必有据，绝不作无根之谈，更不趋时俗，不像时下的一些书，将严肃的学术与荒诞的戏说混为一谈，这在时下众声喧哗的知识界，尤其难能可贵。
《江南席家――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第一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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