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尼采一样，黑塞也是通过叔本华接触到印度哲学的。当他在那位悲观哲学的倡导者的指引下，将《蒲伽梵歌》、《佛语》、《吠檀多经》、《奥义书》和《佛陀》等等这些来自遥远印度的书籍似懂非懂地捧在手心时，
这本书为他的东方想像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席特哈尔塔就是佛陀释迦牟尼的化身。可是奇怪的是，他在给茨威格的信中写道：“他启程时是婆罗门和佛陀，却结束于道。”
印度并未成为他想像东方的全部，当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人在一条开往印度的船上向他朗读《诗经》时，一切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30岁时，他在父亲的书架上取下让自己的父亲为之着迷的《道德经》（他的父亲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老子的书），这个称为老子的神秘中国人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他常常来到书架旁，这里有《易经》、《论语》、《庄子》、《碧岩录》、《聊斋志异》和《水浒》，在这个中国书角中，他说自己“倘佯在异域盛开的莲花丛中，感受到一种与古希腊、古罗马相媲美的古老文明的馨香”，体验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教义的宗教体验。
在这本《黑塞传》中可以看到，正是老子成为他写作印度故事《席特哈尔塔》时发生奇怪的精神转向的一个导火索。和博尔赫斯一样，在乌托邦与神秘主义的维度上，黑塞向往着那片没有被现代化文明所占领的田园圣地。现代文明的缺失成了他找寻解脱的一个指南针，在东方，自然与精神的统一，道家的“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理想都让他为之神往。
毫无疑问，中国书籍也成为他日后写作《东方之行》和《玻璃球游戏》的精神源泉。虽然生活在中立国瑞士，没有经历他的同胞们在纳粹德国铁蹄下的集中营屠戮，但是他内心的焦虑和彷徨并不比他们少上一分一毫。他反战，事实上对于现代工业的威胁有着特殊的警觉，并以东方――这最后的净土――作为抵抗现代化的最后一个法宝。
尽管他们都对中国典籍非常熟悉，黑塞和尤瑟纳尔、博尔赫斯描写东方传奇的不同之处在于，黑塞是个严谨的德国人，他像托马斯・曼一样对哲学和精神性更感兴趣，而不是异国情调的故事本身，所以他所向往的东方，不仅是马可・波罗意义上的奇遇，猎奇心态让渡于心灵的解放，更多的是哲学的安宁。在一个由儒、道、佛组成的万花筒似的东方，他想要做的是：就让自己在这幻想之国经历身体的洗礼和精神的精华吧，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圣徒――玻璃球大师。
没有办法，只要他是个西方人，他对东方的理解自然也打上了一种博尔赫斯似的印记，文字和故事仿佛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别样的美。
《黑塞传》，王滨滨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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