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在1855年的《美国评论》上读到了一篇对其诗作《草叶集》大加赞赏的评论，感到非常高兴。那位匿名的评论者宣布，“终于出现了一位真正属于美国的抒情诗人”。显然，这个赞誉给惠特曼带来的快乐并未因诗人本人就是该评论的作者而有丝毫的减弱。
在英国文学里，匿名发表作品有着长久的传统。它是个既能
在网络时代，匿名也是公共话语的一种明显特征：在千百万位给博客、讨论板及其他论坛张贴个人意见的网民里，绝大多数选择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采取用匿名发表意见。给隐私披上外套正是网络讨论异常热烈的原因，这样就可以让无法辨别各种声音的众声喧哗在平等的条件下各抒己见。然而，不署名书写也让网络的一些最无耻的东西纷纷出笼：无节制地攻击对手、恐吓欺弱、不诚实以及语言粗俗化、无视礼节等等，更不必说自我标榜与挣回面子了。
人们在自认为不被知晓的情况下行为不会规矩。假面舞会给了一个彬彬有礼的社会行为放肆的机会，因为在这种场合人们的身份互不知晓。那些在日常交往中从不粗鲁的人，握着方向盘就感觉不到约束了，因为轿车的外壳给他们提供了匿名的幻觉。以我的经验，坐在茶色玻璃驾驶室里的司机比平常时要更凶狠些。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上身份不确定的概念意味着回归到从前的时代。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的书写是没有真实署名的。匿名是对作者可能受到的经济或政治报复的一种保护。起一个男性笔名能够让乔治・爱略特和乔治桑这样的女作家避开当时对女性的歧视。
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匿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挡箭牌。在这种社会里，大胆的博客主人一般不敢用真实姓名发表言论，而且即使用网名他们也冒着被追踪以至被剥夺发言权的危险。同样，告密者也会因匿名而倍增底气。
然而，这些只是例外。对许多人来说，网络匿名仅仅是发表意见的一个机会，有时是那种最尖刻或者最自私的一类意见，同时又不必负什么责任。去年，一位自称为Sprezzatura的评论者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讨论板上对该杂志的文化批评作者李・西格尔赞美有加，令人疑心。Sprezzatura写道：“西格尔勇敢、出色……他是我们的英雄。”这位Sprezzatura最后被证实就是西格尔本人。然而，每出现一位被揭露的Sprezzatura，就会有无数其他的同类人，他们秘密地从幕后操作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作家的自我吹捧也许可以受到原谅（瓦尔特・斯各特爵士和安东尼・伯吉士都曾为自己的书写过书评，甚至詹姆斯・乔伊斯也与人合作为自己的《费尼根守灵》写过书评）。然而，对匿名的滥用除了损害网络讨论的可信度外，它还对真实世界带来严重危害：公司主管利用网络“手柄”的掩盖去攻击竞争对手，以达到宣传自己的公司并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匿名的对手向署名的个人发起攻击，并进行匿名骚扰。根据美国马丽兰大学（Maryland University）的一项最新调查，在聊天室里女性收到的带明确性指向、恶意或威胁性信息的数量是男性的25倍，这些信息大都匿名。
今年，韩国的两位名人据报道在遭受大量的网络人身攻击后自杀了。这促使政府通过了法律，要求任何在门户网站张贴评论的个人都必须提供真名。这种要求有些过分。坚持要求参与网络讨论的人提供真实身份，这既不受赞同又不合情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而非立法的改良，以及有条不紊的监控：包括“时代周刊在线”在内的许多网站已经对所有评论进行监管，删除那些非法或攻击性的言论。
大多数网站对匿名与署名作者一视同仁。但为发表的意见署上自己名字的作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与那些从一堵电子墙后伸出煽动性武器的匿名作者有着不同的性质。
我们应该对这种区别有更高的敏感，因为在任何社会中，自由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若所有的网站都能给署名与匿名的评论者分别建立区域，我们将不难猜测哪儿的讨论会更加彬彬有礼。我们对匿名评论的态度应该与《泰晤士报》收到未署名信件（这事实上不可能），或某人参加一个戴假发、墨镜的社区讨论会时的态度相提并论。
T.S.爱略特认同匿名书评，但也承认“有些篇章署上大名时还过得去，但一旦匿名就变成无味怪僻与充满暴力”。这种怪僻与自由正是吸引一些人进入博客空间的理由，但也有大量的人因为害怕由匿名带来的过多暴力而对该空间望而生畏。
信息高速公路仍然是一个惊险的高速“言论追逐”却根本缺乏警力的地方，然而减少道路违章与建立某种公路规章的一种方式是鼓励驾驶员实名制，同时避开那些一只手放在喇叭按钮上随时准备闯红灯的匿名鲁莽驾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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