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施尼尔在狂欢节之夜，孑然一身，来到波恩火车站前的广场时，当他席地而坐，将吉他盘握胸前，拨动那心爱熟悉的琴弦之际，当“可怜的约翰教皇”的乐音反复奏响时……对这昔日的富家子，今遭的天涯客，本色的小丑人，心头居然不禁涌上一阵恻隐之情。人谁无苦，孰能不怜？王维那首《送别》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
在二战结束后的年代里（大约到1950年代），战争文学、还乡文学、废墟文学等名词几乎引领了德国文学的潮流。这点，也是得到伯尔在内的多数作家认同的，他甚至说：“将我们同时代的人，诱骗到田园式的和谐宁静与安逸的景色中，未免过于残忍。”但仅仅停留在历史的沉重记忆中，是不能满足时代需要的；这点随着伯尔的创作，也可以得到印证。毕竟，时代的前进，是任谁也无法阻挡的。
伯尔不是那种具有史诗建构能力的大诗人，这从他的长篇小说的不成功可以看出来，《莱茵女流录》的失败就是明证。但他能从细微的历史真实中开掘出深刻的意蕴，见常人之所不能见，言常人之所不能言，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小丑之见》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60年代的西德（这里专指1949-1989年存在的原西德），在经历了最初的政治混乱与战后大乱的经济重建之后，正逐渐复归于常态；而就文学层面来说，随着1950年代上代作家的辞世（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贝恩等），也毫无疑问地宣告了新时代的真正开启。然则越是进入常态，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则愈益得以彰显。伯尔是天主教徒，但他对天主教又充满质疑，而其根本则在于对家庭的态度。他认为《新约》对家庭的理解是乌托邦式的，因为“神圣家庭”并非真实，情欲与性欲都被排斥在外。耶稣关于家庭的大多论述都显示了一种敌视。在这部小说里，则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这个很尖锐的问题：婚姻、家庭和孩子的教育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还是不断地在发展之中？这一问题，在其它小说诸如《早年的面包》、《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等中都得到印证。
施尼尔与其父母的“仇怨”，固然有年轻人冲动易变气质的作用，但家庭本身的资产阶级氛围与限制也未尝不是重要因素。不过，离家过独立的生活也显然并非一条简单的“光明大道”，当小丑职业难以独立为生，而爱人玛丽亦黯然离去时，施尼尔的未来究竟在何方？如果说与家庭的破裂，主要是施尼尔的主动抉择；那么与玛丽的分离，则是天主教势力的过于强大。因为玛丽是虔诚之天主教徒，而施尼尔显然具有太浓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他只求真心相爱，却拒绝婚姻登记。这为天主教所不容，玛丽终究难以面对向主的灵魂，离开了施尼尔，而与天主教的头面人物齐纳普结婚。这一点在这段叙述中表现得很清楚：“从前玛丽不愿同我去罗马。当我提议去罗马时，她脸红了，她说到意大利可以，但不去罗马。”（第121页）道理很简单，玛丽为这种非法同居而羞愧，无法面对教宗。但爱人的想法与尴尬，施尼尔在意吗？他所有的，似乎只是对天主教不遗余力的冷嘲热讽：“不但对他们教会的优点感到自负，而且对教会的缺点也感到自负，对于每一个有几分才智的人，他们都巴不得使他立即改信天主教。”（第122页）
如此贬斥教会，当然与伯尔自身状况密切相关。虽然是信徒，但伯尔终究还是退出了天主教，只是为了拒绝交教会税。但他否定的是作为制度化权力的教会――作为垄断企业的教会，而并不否认自己的基督信仰本身。尽管如此，我认为他在小说里的安排，似乎缺乏对教会足够的“同情理解”。或则，这只是提供一个小丑的视角，一个偏激的、极端的、反社会的青年的视角，正如有论者所谓：“小丑之‘见’的核心就是：教会是与人性对立的。”
1960年代，对我们既如现实，毕竟过去的脚步未远，又是历史，因为它终究在沉重的烟尘中落下帷幕，再也不可复现。此书虽然立意在抨击天主教会，但西德社会生活的整体图景，仍是背后的框架背景，如警察缉捕队的故事（第107-113页）。就艺术手段而言，伯尔显然在尝试创新，现实主义立场之外，包括意识流手法的部分引入，回忆、联想、独白、象征等交替使用，其结构以三小时的情节涵盖全篇本身就证明了其求新的尝试。但总体来看，我以为这方面并不很成功，其优长似仍在德国小说的传统长项，以哲理思考而穿透问题，借施尼尔之口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伦理诸方面的深刻批判，更见其大。
职业生涯中的小丑，并不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丑。而如施尼尔这样的人物，则是生命中能够大写独立的“人”。但即便强调其个性一面，也不宜过于夸张，毕竟，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秩序”、“责任”这类德国传统价值理念，过于夸张固然会导致纳粹这样的梦魇，可若弃之若敝履，恐怕同样会导致自由主义的极端泛滥，这也是同样可怕的。所以，当我们对那广场上抚弦漫歌的施尼尔投去同情一瞥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如果此类“叛逆”积少成多、形成社会潮流的“反社会”，那又会是怎样的结果？近日巴黎的骚乱与蔓延，似乎做出了些微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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