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写《围城》时的钱锺书
作为现当代中国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先生的著作长期以来只有各家出版社的各种单行本问世，直至2001年，三联书店
“愤世可读围城篇，恨人惟对方鸿渐。”这是笔者面对传世凡300余万文字的《钱锺书集》中，《围城》这部惟一的长篇小说所发的感慨。钱先生早年爱好文墨的兴趣，饱读小说的积累，激发了他在1944年初的上海，于观看其夫人杨绛所编四幕喜剧《称心如意》（黄佐临导演，李健吾饰演主角）后创作《围城》的灵感。他的想法，得到杨绛的支持，遂以一天约五百字的速率，陆续写作两年而成。“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的夫子自道，可见其写作过程中的悲凉心境。
《围城》于1946年2月中旬开始在《文艺复兴》杂志连载，屡获赞评，也时有中伤。1948年间，他开始着手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的创作，后因社会制度剧变，已成文稿的二三万字，也不慎在由上海至北京搬家的过程中遗失。就此冲动中辍，兴致扫地，而终身搁置了文学创作之笔，遂让《围城》绝唱于今。
如今，检视各种“钱学”资料，有关《围城》的评论各家各说，大抵夏志清首倡之“题材讽刺说”自为主流，而各论其幽默、奇谲、广博等更比比皆是，可就是“作为艺术的小说乃是人生真实之投影”的基本创作原理，却被文艺评论家们忽视得太久太久了。
试看钱先生在两年内连续铺张了二十五万字后，对与孙柔嘉相骂时被鄙薄为“不但连本领没有，连志气都没有”的“懦夫”方鸿渐的最后描述：“他的睡……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并让那个“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祖传老钟鸣响起不合时宜的钟点――可曾想过，这个结尾有甚深意？
请读1946年12月15日，钱先生在上海那个瑟缩的冬天里写下的序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可曾体悟，这一段1947年5月初版时流露的心声？
何妨再听一听将近四十年后的一个冬天，在暖融融的北京寓所，杨绛讲述的有关钱先生写《围城》的真实故事，这自然也是为钱先生所认可的话：
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那么对于这番注解，你做何领会？
杨绛写《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是先从其经历、家庭背景和他创作小说时的“处境”叙说起来的。因此，重读《围城》，离不开细究和深思作者写作状态的“背景”，尤其是拨云见月，究诘作者所想要表达于世的核心理念。
对于那个缺乏数理基础，学不了当日最热门的土木工程专业，在清华大学“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到了欧洲留学，“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的“无用之人”――方鸿渐，钱锺书的批判是无情的。他告诉我们，一个“醉生”的青年学子，必然堕入万劫不复的“梦死”结局，年届而立而无以立。总之，方鸿渐在作者的笔下，不是怀才不遇的典型，而是个不学无术的样板。以钱先生惯常的求知若渴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他在三十四岁时创作的《围城》，难道就没有立此存照以儆效尤的深意在？我时常这样想，有了机会还常这样说说。
我以为，愤世之《围城》，通过作者的文字表现出来的似乎是嫉俗，其实不然，该当是“恨人”也―――钱先生为方鸿渐的无所学终于无所为，应该是寄托了无限哀伤和无比恼怒的，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对于人的“命”尤其是“运”的关注，应当才是作者创作此书的终极人生关怀。
多年前，国家教育部将《围城》规定为“高中生必读二十部文学名著”之一，这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还有着文学社会学的意义。如何将《围城》里懒散度日、得过且过的方鸿渐，同创作方鸿渐这个文艺人物，自己却以勤勉治学终其一生的钱锺书联系起来，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论作比较研究，以寻求其间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启迪，则是三联新版《钱锺书集》推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是把这个课题做好了，三千套的《钱锺书集》，仅供我国大学和中学的图书馆订阅显然是不够的。
三联版《钱锺书集》之《围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