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先生是现代中国一位有非常意义和特殊地位的思想家。想当年，一本《新唯识论》，精思十载，语、文双行，甫出世就掀动了哲学界和佛学界。鼎革以后，所为新著《原儒》、《乾坤衍》等，却只能在特许下印存少量，或赠友好，既非官方出版，也非自费制作，问世而不行世，大有明夷待访之意。改革以来二十多年，熊著转
熊先生在《通释》的“撰述大意”中引用友人汤用彤先生的话说：“佛学无门径书，不可无作。”可见，熊先生写这本书，是为了给初读佛书者指点门径的。初读佛书，满眼的“名相”、“法数”，是首先会碰到的拦路虎，拆开来，一个一个字都认识，合成概念，连成句子，就简直不知所云了。其不知所云，与读外文一路上全是生词的感觉，往往相似。这样，初学者会立刻同意了常途的说法：读佛的困难主要在于“名相繁琐”。
繁琐似乎是个贬义词，既繁多又琐屑；然而?实言之，佛学名相，繁则繁矣，琐则不尔。琐屑是一盘散沙，彼此互不连属，多点少点没有关系，掏一碗出来，加一碗进去，不妨其仍为一盘散沙。所以如果只是繁琐，倒又并不困难了，只须将《佛学大词典》置于座右，勤于翻阅，也就不难一路读下去。佛学的名相困难，在于众多名相之间细密精致的区别和联系，在于学说整体常具有严谨完备的系统；各个名相，必须位于整体系统的骨节上、置于相互联系中才能理解，辞典式的罗列解释帮助不大。金克木先生说得好：“术语是个难关，但不需要一一下定义，因为不能孤立了解而且总含有歧义。说明术语需要先明体系，在整体结构中考察零件。”《佛家名相通释》就是这样一本提供“整体结构”、可以帮助读者“先明体系”的精粹著作。
熊先生自言曾主张读佛须“由小入大”，即由小乘入大乘。但对于“思考力曾受训练”，科学、哲学方面已有“相当素养”的“今日学子”，熊先生则又反而主张从“大有之学”，即唯识学进入。熊著《通释》虽泛称“佛家名相”，其实疏释的全是大乘唯识学的基本概念和术语。重要的是，《通释》虽体例上貌似“辞典”，其实是一部有结构、有系统的专著，无论选目，还是行文，熊先生时时不忘整体的照应。佛学史上也有这样的先例，无著菩萨造《集论》、世亲菩萨造《俱舍论》，都出以分别说术语的形式，却“其实不是辞典，而是用术语合成的一个结构”（金克木先生语）。仍拿读外语作比方，碰到不知所云的“名相”、“法数”，可以查《佛学大辞典》知其大意，就像读外文碰到生词查辞典一样；但总需先有了起码基本的语法知识，才读得懂句子，查辞典才能帮助阅读，因此不妨说，《通释》就是一部为读唯识学原典作准备的“语法书”。或者也可以说，《通释》是一本并非为了查阅、而是宜于通读的“辞典”。熊先生为“今日学子”安排的读书次第是：“读佛书，必先读论；读论，必先唯识法相”，而我们不妨接着讲：“读法相唯识，必先《通释》。”
熊先生写《通释》，是在《新唯识论》之后。《新论》可以说是对唯识学（特别是世亲所论释者）的一个全面的批评，并假此阐发熊先生本人以儒为宗、体用不二、翕?成变、生生不已的“生命哲学”。《新论》的发表，曾引起内学院欧阳师弟的激烈反应，有些言辞还相当尖锐。《通释》行文中于《新论》也多有引及。或者会问：以熊先生出佛入儒的立场和态度，其疏解唯识之学，客观性、准确性上是否会有所损害呢？敝见这是不必担心的。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从对一种理论学说的批评中去了解这种理论学说，往往会有歪曲。批评者不是有意、便会无意地把其所欲批评的理论学说，“重述”成容易施加批评的模样。但熊著《通释》绝不是这种情况。熊先生自述为学宗旨：“根底无易其故，裁断必出于己。”对于佛家唯识学，《新论》重在批评，所以裁断之言多，而根底之故隐；《通释》则重在述学，所以根底之故显，而裁断之言少。《通释》中即有裁断，也每在为述学提挈纲领。
例如，批评“种子”说是熊先生批评唯识学的最重要关目；他的同乡后学冯文炳（废名）先生曾当面问他：“为什么反唯识呢？他的错处在哪里呢？”熊先生脱口而出：“他讲什么种子？”但熊先生对“种子”概念并非一概排斥、一概“裁断”为错。《通释》上卷“种子”条，引《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云何非析诸行别有实物名为种子，亦非余处？”遂评论道：“读《大论》至此，欣然豁目，如获至宝。”盖熊先生于此看出了法相宗初期“种子”一辞的含义，与经过后来唯识家改造的“种子”概念，“显然异其旨趣”。熊先生深致不满而肆其批评的，是后者；致于前者，却是引其为己身哲学“假说翕?，施设万象”之同调的。通过这样的“通释”，读者不仅能知“名相”的“定义”，更能知名相含义的历史演变，及名相与理论整体的相互关联。读《通释》以了解唯识学，就有这样的好处。
《佛家名相通释》，熊十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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