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束长达十年的国外学习工作后刚回国的第一年，恰逢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揭竿造赫鲁晓夫的反。1964年3月，他打着调停中苏公开论战的旗帜，派毛雷尔总理率高级党代表团到中国来寻求支持和友谊。毛泽
访问接近最后的高潮，大家等待着毛泽东主席的会见。
10日下午，时近五点，所有人换上深色的礼服，再次走进大会堂雄伟的北门，头一次踏上开阔壮观的汉白玉大梯，走过浩瀚的《江山如此多娇》巨画，进到“北京厅”。毛泽东主席身着灰色中山服，端庄和悦地在门口迎接客人。一一握手后，宾主交错落座。齐奥塞斯库似乎理所当然地坐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最显要的位置上，毛雷尔三人在毛泽东左手顺序而坐。参加陪见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伍修权等，也都是一律的深色中山服，分坐在两旁。
毛泽东以他一贯的简朴作风，谈话在关于气候的话题中，平和轻松地展开。毛泽东像叙家常似的问，代表团对北京的气候是不是适应?毛雷尔回答说：“北京的气温同布加勒斯特差不多，虽然布加勒斯特的纬度要高五度。所以，很容易适应。”
在进入正题前，毛泽东显然是要活跃谈话气氛，他当着客人的面问刘少奇：“你们刚才谈得怎么样?”刘少奇说：“对我们提出的要公开承认错误，才能停止论战的条件，罗马尼亚同志说，他们可以到莫斯科去商量。”
毛泽东微微侧身朝着毛雷尔，像谈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似的、以极其平易的口吻说：“好，那你们去商量一下，看行不行。”接着，毛泽东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反唇相讥赫鲁晓夫的攻击说：“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的头衔……说我们这么坏!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对公开论战，毛泽东首先指明赫鲁晓夫挑起论战的责任说：“我们不愿意公开论战。公开论战是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要有个公正合理的解决。”他说：“公开论战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毫无害处，只有益处。”他诙谐地说：“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比较轻松愉快，没有死一个人。”针对罗马尼亚害怕公开论战的心理，毛泽东说：“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他再次指明赫鲁晓夫挑起争论的责任说：“其实斗也不是我们要斗，是赫鲁晓夫先斗起来的。凡是公开批评我们的那些党应当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这一条，我们是要回答的。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首先是我……”他既坚决又风趣地说：“现在还来不及全部回答他们，要作十年规划!”
毛泽东讲了这一番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以后，转而说道：“尽是我谈不行，罗马尼亚同志们，你们也谈一谈吧!”
在毛主席的提议下，毛雷尔表示：“你们有许多问题的看法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希望停止中苏论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的论战。看来我们没有能够把你和你的同志们说服，正如你们也没有把我们说服。”齐奥塞斯库马上又积极活跃起来，他开始摆了一通公开论战的危害，为自己的论述开路说：“公开论战造成许多损失，甚至造成一些牺牲，有许多在艰苦条件下进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显示自己年轻，但已经是“年轻的老革命”的资格说：“我是在座比较年轻的人，看样子可能是最年轻的，但是做党员已经30年了!”毛泽东稍微转过身来朝着齐奥塞斯库，问：“你今年多大?”齐奥塞斯库很快回答说：“我46岁，我坐过牢。……我们在多夫坦纳监狱里，听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都感到无比欢欣鼓舞。”但讲着讲着，齐奥塞斯库又回到停止论战的话题上来说：“执政的党，公开论战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一些。但没有执政的党，公开论战给他们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毛泽东马上问道：“有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齐奥塞斯库说：“分散他们的力量，把他们组织搞垮，使他们不能够集中力量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齐奥塞斯库这番言论，立即遭到在场人的交口批驳：“齐奥塞斯库同志讲话不公平!为什么只说我们答辩不好，不说他们首先攻击我们不对?这是公平么?”
在严词斥责下，齐奥塞斯库窘态毕露，脸涨得通红。
毛泽东替他解了围：“你们是不是要打架?还是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继续讲。”
齐奥塞斯库辩解说：“我们很早以前就告诉过这些党，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错误的。”这回，毛泽东揪住了他的话头：“你们有没有要求他们公开取消那些东西?如果他们取消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就不再批评他们了!”
齐奥塞斯库似乎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只是建议创造一个条件，暂停争论几个月。”他居然引用起毛泽东的话来为自己辩解说：“停几个月不发表论战文章，天也不会塌下来，妇女也照样生孩子。几个月时间应该是能够等待的，你们是很有经验的，很有耐心的。”
毛泽东驳斥说：“这不对!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毛泽东揶揄地说：“他们从中央到地方，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要讲平等嘛!兄弟党之间应该平等嘛!”
毛雷尔几次想收场，承认以前做错了。可是，齐奥塞斯库仍不认账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不赞成公开论战的。”毛泽东当即批驳道：“那你们为什么又公开赞成论战呢?”齐奥塞斯库还是不认错：“我们没有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又遭到当事人伍修权的当场批驳：“我有记录，你对我们表示了遗憾。”
争论正酣，毛雷尔又出来缓和气氛说：“交换意见是一件好事，表明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想法是相同的。”
毛泽东以反对霸权主义扩大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争取罗马尼亚进行反霸斗争为整个谈话的轴心，最后总结说：“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你们跟赫鲁晓夫不同，你们可以跟我们发展友好合作。这次会谈很好，双方都感到是平等的。”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
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了罗马尼亚代表团。为了显示中方的重视，除了参加会谈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伍修权等领导人，都出席了宴会。宴会后，毛泽东又请大家出席小型音乐晚会。在中罗乐曲的欢快声中，这次罗马尼亚代表团的中国之行结束了。
罗马尼亚高级代表团访华，在苏联“霸主”的鼻子底下，闯开了同中国公开友好交往的大门。事后，毛雷尔以一种获得解放的松快感、高兴地说：“我们再也不用以旅游者身份去中国了，我们可以公开派强大代表团去中国了!”毛泽东在孤立打击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又胜利地获得了一位盟友。
齐奥塞斯库对毛泽东的“教育”，感佩不已，心悦诚服。他后来对中国大使说：“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能以极简朴的语言，表述极其复杂的思想。这是不容易学到的！”罗马尼亚前总理斯托伊卡也对中国代办说：“这次在中国访问非常愉快、美好、令人满意。我们受到了热情的、真正同志式的关怀，真正感到是生活在同志之中。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和谈话，他听我们谈话的耐心，对我们团的重视，对我们在那里工作的评价，对某些问题发表的意见，给我们留下了极好极好的印象。宴请我们的那个晚上是快乐、谈笑风生、同志式的一晚。中国同志党性的、原则性的立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本文摘自《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蒋本良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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