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王力和陈寅恪在岭南大学陈家门前。
1926年夏，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要在全国招收32名研究生。王力对国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决定报名应考。只是
报考关过了，考试关也很难过。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了录取真才，这次入学考试的试题出得很艰深，也很奇特，被人称为“一次特别的入学考试”。全部试题是要回答“四个100”，即：100个古人名，要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要答出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100部书名，要答出各部书的作者是谁；100句诗词，要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要答好这些试题是很不容易的，报考的人必须读过许多古籍。王力学历虽然很浅，国学的根底却不浅。他读了那14箱书，在大学的两年又学了好些东西，脑子里装的是丰富的知识。他在试场上从容不迫地回答“四个100”中的问题，终于交出了一份好答卷。在众多考生的竞争中，王力成了胜利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了32名研究生，王力名列第26名。只三年工夫，一个只有高小学历的人考取了研究生，他感到十分荣幸。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国维是国学大师，王力久仰其名。他在自学时就读过这位先生的不少著作，特别是《人间词话》别开蹊径，创诗词意境之说，最使王力倾倒，连书中的章节，王力都能随口背诵。他一到研究院，就渴望见到这位满腹经纶的老先生。在王力的想象中，能写出像《人间词话》那样才气横溢、词清句丽文章的王国维，必定是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大学者。当王国维踏进教室为王力他们讲第一节课时，王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国学大师竟是个小老头。他头戴瓜皮帽，帽子下面拖着一条小辫子，身穿长棉袍，腰间还系着一条蓝带子。看他这身打扮，活脱脱像清朝时的乡村私塾教师。这样的打扮，王力儿时在农村是常见到的。王国维以“清朝遗老”自居，政治上保守，这是王力早就知道的，但却未曾料到，在推翻清王朝十多年后，他竟连清朝的服饰还保留着，可见封建意识对人的影响之深。王力并不赞成他的政见，但还是很敬佩他。这主要是因为他学问渊博，还有他那纯真的气质，比起一些表面趋时而思想保守的人来，他却显得天真可爱。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又很精辟新颖，为王力闻所未闻，他深感受益。他开始感到受名师教育的可贵。以后王力听了王国维主讲的其他几门课，都有同样的感受。论讲课，论学识，论见解，王国维都是第一流的。他讲课逻辑性强，凡经他做过精深研究的课题，都有谨严分析，有肯定的结论。但是，当他碰到某些问题时，又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他竟说了几个“我不懂”的问题。起初王力感到不满足，他想，老师是传道解惑的，怎么常说“我不懂”呢?后来王力才慢慢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做学问的人，不懂就是不懂，万万不能不懂装懂。
他决心按老师的要求，在治学方面刻苦钻研，勇于探索，锲而不舍，以期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突破。1927年夏，正当王力快要毕业，准备毕业前集中向王国维请教一些问题时，突然传来先生失踪的消息。这消息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研究院。学生们和王国维的家属纷纷出动找寻，遍寻不着，王力心急如焚。及至找到颐和园昆明湖畔，王力看到老师的尸体湿淋淋的，用一张破席裹着，不禁痛哭失声。出于师生之间的深情，出于痛惜失去了一位大学问家，失去了一位良师，他真是在情绪上难以自禁。他带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回到了研究院，洒泪写下了挽诗《哭静安师》。挽诗追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高度评价了老师的学问和为师之道。
挽诗最后是这样写的：
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
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这真是一字一泪!王力后来把这首挽诗选入了他的诗集中。梁启超是清末具有革新精神的显示出“百科全书”气派的大学者，也是王力敬爱的老师。梁启超与王国维的性格和政见迥异。王国维以“清朝遗老”自居，政治上保守；梁启超则主张改良旧政治，变法维新，是清末名声显赫的改革派政论家。他给学生讲中国通史，在讲到历代兴衰的历史时，常常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他每每为民族图强而慷慨陈词，声震四座。他说话广东口音很重，好些学生听不大懂，但他那奔放的感情，灼然如火，烫热如沸水，使学生深受感染和鼓舞。王力除了在课堂上受到他的教诲，在课余的接触中，也受到不少教益。梁启超的文章和诗词都写得很好，特别是他的政论文，更是获得世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的称誉。王力钦佩梁启超的学问，喜读他的诗文，所以常爱到梁启超家谈论诗文，并常常当面请教于他，亲聆他的教诲。有段时间，梁启超因妻子病逝，爱子远行，加上列强侵略，内战频仍，情绪抑郁，就常搞集句对联，借以消愁。王力也有集联的雅兴，就常到老师家看老师的集联，同时也带上自己的集联，请老师指点。一天，他在老师家看集联，老师问他：“这些集联，你喜欢哪副?”王力指了其中一联，请老师书赠。老师二话不说，即时挥毫写就赠给王力。这集联是：
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
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
陈寅恪是位学问渊博的大学问家。他是现代著名史学家、诗人陈立三之子。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精通十多种文字，甚至连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僻的文字，也能辨认；他还精通佛教经典，对佛教文学很有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他主讲佛教文学，那渊博的知识，掌握语言文字的过人本领，也令王力十分敬佩。王力师从于他，受益匪浅。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要以赵元任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当时赵元任主讲音韵学，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讲音韵学与清代音韵学家讲的不大相同。他着重将历史比较法用到汉语史的研究上，善于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这就比清代的音韵学家高出一筹。他的语言天赋是惊人的。据说有一次，他与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八人共餐。席间宾主相得，言谈甚欢。赵元任请他们用各自的方言交谈，第一次共餐，他就听懂他们的方言；第二次再共餐，他竟能与同桌的八人用八种方言谈话。这种语言天赋，为他学习外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上他自己的努力，他掌握了英、法、德、日等多种外语。正因为他懂得多种外语，能直接阅读许多外国学者的原著，从中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并将它用到了音韵学的研究上，这就为前人所不及。他曾劝王力努力学好外语，他说：“西方许多科学论著都未译成中文，不懂外语，就很难接受别人的先进科学。”在他的影响下，王力知道了学外语的重要，便下决心去学外语。以“言有易，言无难”六字作为座右铭，王力常对人说：“赵先生这句话，我一辈子受用。”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对他的学问和事业却影响至大。他曾经说过：“如果说发现14箱书，是我治学的转折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那么，研究院的一年，就是我的第二个转折点，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
（本文摘自《中国学术大师系列――国文通才王力》，王缉国、张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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