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第一天的午后，去看纪录片《木帮》。镜头把我带到长白山那个肇始于1895年、终结于2005年的“黑瞎子沟伐木场”，伐木工人粗粝的生活状态暗合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对人与土地伦理、人与历史关系的粗浅思考。
在《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刘德增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8.00元）
这部作品有搭热播大戏《闯关东》顺风车的嫌疑，但它在学术含量上远远超过电视剧和同名小说《闯关东》，在中国受众惯有的故事诉求之上，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有更理性的考量：广义的“闯关东”是指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而狭义的“闯关东”是指自顺治八年（1651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的299年间，约有3000万人涌入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是主体。
刘德增面对《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和《关于满洲铁路情况的报告》等史料时不仅是冷冰冰的文本检索，他在书中加入了一些形神兼备的剪纸，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如果说有遗憾，作者未能在更广阔的视域将“闯关东”与美国的“西进运动”进行对比，对铁路在近代以来“闯关东”历程中的作用阐发得还不够。
在近来最让我激动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天石主编“中国国民党史”之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88.00元）中，杨奎松对“一二・一惨案”中国共两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问题上两相较量复杂过程条分缕析的揭示让人叹为观止，他援引珍贵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和常见如《梅贻琦日记》等，将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和平解决“一二・一惨案”，周旋于国民党和学界的“居间调处”之功做了中肯的分析，对坚决反共和中立的教授的分化也做了深入描述。
在这样摆脱宏大叙事惯性的结论中，我们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对复杂历史进程的复杂影响。杨奎松那些缜密的注释其实也不可放过，第556页的第四个注释让人捧腹――当时的昆明地区国民党驻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居然讥讽费孝通教授：“……费先生文章不通，余虽武人亦可与之一比……”
值得指出的是，比起1992年出版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这一次苦心搜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图书馆、俄罗斯莫斯科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处的珍贵史料，在国共的“互动”研究上有了相当斩获。
像王天兵著插图本《哥萨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我只读完书中作者和上海作家张远山“漫谈巴别尔与哥萨克”的“代跋”一样，上述两本历史书读起来并不轻松，而汉学家史景迁的中国太太金安平著《合肥四姊妹》（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28.00元）读起来兴味盎然。
这门合肥望族中，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顾传?、周有光、沈从文、傅汉思。去年岁末，余英时先生在国内发表了两万多字的长文《顾颉刚与谭慕愚――一段缠绵了五十多年的情缘》――我不认为学术名流的爱情和婚姻更高贵更值得大书特书一些，我宁愿相信是因为那些“学林佳话”背后牵扯着更宽广的“大历史”――在人间烟火里，名流们一样面临着油盐酱醋的世俗烦恼。
最后，我愿意极力推荐的是东君的家族小说《树巢》――在一个实验性的小说文本中融入了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元素，挑战着我们偏重故事的审美习惯――最酷的是，这位新人在主流评论家济济一堂的研讨会上，始终翘着腿，最后发言时也只是淡淡地答谢，他的自信和自尊来源于他的写作本身。
东君说，“我的一声咳嗽来自于自己的喉咙，也来自于更久远的年代里一个守土为业的男人。”
《树巢》,东君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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